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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蔡元培全集》第15卷，374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0]《教育部近事》，载《申报》，1915-12-18；《暑假声中之北京学校观》，载《申报》，1915-07-02；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5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31]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1卷，61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范源濂自己也谈到他请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事情，详见梁容若：《记范静生先生》，载《传记文学》，第1卷，第6期，1962。
[32]《蔡元培全集》第10卷，285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3]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34]《蔡元培全集》第10卷，282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5]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15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6]《蔡元培全集》第10卷，295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费希特关于“大学的使命”
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蔡元培的办学理念。
费希特认为：“人类理性的不断进步正是神性向人类展示其自身的唯一前提，而大学正是使理性发展得以持续不断进行的机构。
每一个时代都借助于大学将其理性发展的至高成果传给下一代，理性因此而向前发展，逐步接近神性。”
关于“大学的使命”
，费希特说：“大学即是人类本质之超越有限、生生不息生命的所在。
……是我们永恒人类的有形体现。
……是世界，作为上帝之现象与上帝本身统一性的有形体现。”
费希特认为，“大学的任务就在于培养学者，而学者是人类的教师。
学者是具有特殊使命的阶层，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先驱和榜样”
。
费希特还认为，大学的培养包括科学修养和道德修养两个方面。
详见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55～5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7]根据莱比锡大学相关的档案材料，蔡元培在3年间，即1911年回国之前，共修了约40门课，平均每学期6门。
他几乎每学期都选了冯特和兰普来西的课，所选课程主要涉及哲学及哲学史、心理学、德国文化史、文学、艺术等。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14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8]《蔡元培全集》第7卷，197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9]吴敬恒：《蔡先生的志愿》，见陈平原、郑勇：《追忆蔡元培》，26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40]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15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1]巴留岑：《德意志大学之特色》，载《教育杂志》，第11期，1910。
巴留岑，今译包尔生（1846—1908年），1878年他在柏林大学哲学院任教授。
详见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14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2]《蔡元培全集》第10卷，295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43]郑勇：《蔡元培影集》，91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
[44]任建树：《陈独秀大传》，12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5]邓野：《民国的政治逻辑》，486～48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47]沈尹默：《我和北大》，见陈平原、郑勇：《追忆蔡元培》，140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48]梁漱溟：《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见陈平原、郑勇：《追忆蔡元培》，158～159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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