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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南方山地的政治体演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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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六朝时期长江中游山地非华夏人群显著活跃的问题，上节从此时期华夏网络断裂造成华夷政治主动权局部逆转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这主要是从华夏一方寻找的原因。
既然华夏网络已经不复当年，处于这一网络边缘的南方山地人群获得了新的外部环境，那么他们自身是否也发生了某种变化？答案是肯定的，从前学者多以“汉化”
来笼统概括这种变化，强调他们与汉族的杂居，习俗、语言的改变等。
然而对于山地人群的政治军事实力而言，更重要的是其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的变化，也就是政治体演进的问题，这点此前研究很少涉及，以下试做一考察。
从未受到华夏帝国影响的南方山地“原始”
社会是什么状况？从汉字书写的古代文献中我们不可能直接看到。
秦汉时代，南方除了西南云贵高原有少数酋邦以外，其他南方山地尚无较大的政治体，如武陵蛮、巴郡南郡蛮等都可以认为是中等规模政治体中偏小者。
史书所记的武陵蛮夷，“有邑君长，皆赐印绶”
，已受到华夏帝国的影响，不能代表“原始”
的状态。
就我们所知的历史时期华南山地社会而言，帝国影响只有深浅大小之别。
那些受影响较小，尚未纳入或有意远离帝国政治体系的山地人群常被冠以“生”
或“山”
字，如生蛮、生獠、山獠等。
他们的政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华夏帝国影响到来之前的情况。
三国吴时岭南的俚人，“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主，恃在山险，不用王”
。
[94]《御览》引东晋裴渊《广州记》对俚獠有这样的描述：
俚獠贵铜鼓，……初成，县于庭，克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
……风俗好杀，多构仇怨。
欲相攻击，鸣此鼓集众，到者如云。
有是鼓者，极为豪强。
[95]
《隋书·地理志》亦引此段文字，且加以“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
[96]一句，或亦为裴渊之文。
拥有铜鼓的都老与村长帅应即同一种人，以鸣铜鼓集众的风俗来看，都老统摄的范围不会太大。
至南北朝末期，四川盆地周围同样以铜鼓为权力标志的獠人，在华夏观察者眼中与前述广州的俚獠多有共性：
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
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
獠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好相杀害，多死，不敢远行。
[97]
这里有明显的自相矛盾，既然推选长者为王，就不应该父死子继。
大概獠人社会正在分化，一部分獠人仍然保持推选长者为王的传统，另一部分已经实行父死子继的贵族世袭制了，后者反映的可能只是基于亲属关系群体的社会分化。
[98]然而无论推选还是世袭，被称为王的长者不能远相统摄，则与都老豪强并无太大区别。
两段材料中都强调獠人“多构仇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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