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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士人与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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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人的认知而言，以十九世纪中叶为起端的中西交冲，本质上是两千年中国的历史经验与西方世界的交冲，是儒学与西方世界的交冲。
而代表我们这个民族起而回应西方冲击的，从一开始就是儒学培养和哺育出来的知识分子。
这个过程多苦多难，曲折坎坷，在一百多年里既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中国的士大夫和儒学。
中国近代史开始于一八四〇年，开始于中英鸦片战争。
但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变迁则开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初期，开始于英法联军之役以后。
在已经过去的两千多年岁月里，中国既曾有过长久的边患，也曾有过与周边的往来，其间的得失成败积为历史经验，在中西交逢之初，便成了中国人判断辨识西方人的凭借。
从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对付西方人，靠的都是这种经验，于是眼前的西人遂无异于历史上的夷狄。
但英法联军之役西人从广东一路北上打到津京，逼得皇帝出逃，又在占据北京之后火烧圆明园而使天下震动。
与之相比，此前二十年的鸦片战争发生于粤、闽、浙、苏沿海，战火起于斯，也止于斯。
在当日的中国，沿海就是海疆，既远离京城，也远离中原。
因此，起于东南沿海的炮声越过千山万水向北传去，不能不一层一层弱化为道听途说，并使本相在道听途说中走样。
这个过程造成的隔阂和模糊，使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在历史经验之中而漠漠然看西人和茫茫然看西人。
但英法联军造成的是一种天下震动，由此带来的已是一种直接的冲击和强烈的冲击。
身在其间的士大夫因此而成精神上的创剧痛深者。
其时曾国藩正统带湘军与太平天国苦苦厮杀于长江流城，而日记中写京畿的巨变，则既以“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
叙述惊悸；又以“伤痛之至”
叙述悲愤，再以“不觉呜咽”
和“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为难堪”
叙述忧惶。
惊悸、悲愤、忧惶显然都已越出了中国人的历史经验。
但也正是有了这种惊悸、悲愤、忧惶，曾经惯于漠然看西人的中国人才可能开始正视西人和审视西人。
在“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
之后，这是一种明显的转向。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延续了十多年的内战成为一个召唤、淘汰和拢聚的过程，使成批由经世之学涵育出来的下层儒学知识分子起自田间，走向战场，并在内战中汇集于长江中下游。
作为一个群体，这些立起于锋镝之中的由书生而成悍将者是那个时候中国士人中最具有儒学信仰的人；最能够强毅力行的人；最切近于世务的人和最自觉地以经世济时为抱负的人。
从六十年代开始，产生于这个群体之中的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刘坤一、曾国荃、彭玉麟、张树声、刘秉璋、刘铭传等等曾经先后影响了晚清中国的四十多年。
因此，当西方人在英法联军之役了结之后挟着新的条约利权从海口上溯长江之际，他们便与儒学文化培育出来的这一群出类拔萃之辈直面相逢于长江的中游和下游。
而后的正视和审视，一面使这群人比别人更早地知道了中国面对西人，实际上是面对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时代内容：“一夷灭，百夷不俱灭也；一夷灭，代以一夷，仍不灭也；一夷为一夷所灭，而一夷弥强，不如不灭也。
盛衰倚伏之说，可就一夷言，不可就白夷言，此夷衰，彼夷盛，夷务仍自苦。”
西方人的到来既是不可回避的，又是不可摆脱的。
而由此概括而来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和“万国梯航成创局”
，则都非常明白地说明，西方人带来的那个世界，本在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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