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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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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美国从一个区域性大国向世界超级大国转变。
这次深刻的社会政治变化给美国文坛，特别是给诗歌界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0世纪初，美国诗歌被普遍认为是英国诗歌的一个支脉，其所遵循效法的诗学理念尚未跳出“绅士派”
（Genteel）风格的窠臼[1]。
这种局面的成因，既有美国诗歌的载体——英文——对美国诗人而言从本质上是殖民地宗主国的语言这一事实的尴尬余波，也有美国诗歌在经历了“现实主义时代”
（AgeofRealism）**之后，在传统写作形式和创作态度上难以突破的贫乏无力。
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早在1776年便已经独立，到20世纪之初，美国的国家规模和国际地位早已确立。
在当时，作为生活在一个新兴国家的国民，面对北美广袤的未开垦之地，在不足150年时间内经历独立、工业化、蓄奴然后废奴、美西（西班牙）战争、内战、西部开发、大规模移民、印第安人搬迁安置等重大历史事件，美国作家已经拥有得天独厚的创作素材和写作对象，在小说创作方面已经取得了突出成就，出现了如马克·吐温、霍桑、爱伦·坡等一批经典作家，他们以各自的视角记录美国社会生活，联合构成对美国社会的宏大叙事。
这些小说家笔下的英文，与其原宗主国语言已经不存在主仆关系；作品在内容和创作手法上都和英国小说迥异，因此美国小说界在19世纪就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小说，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也自然确立。
[2]
反观美国诗歌，情况却非如此。
美国诗歌在19世纪处于被内外夹击的境地。
在内受到成功而流行的小说的冲击，在外则受到强势英国诗歌的压制，“美国诗歌”
在创作思想和形式结构上都难以和英国诗歌比肩。
首先，美国是一个新建国家，而诗歌作为一种早已确立的古老传统，没有给当时的美国诗人留下另起炉灶的空间，诗歌传统必须也只能取法欧洲文明。
这种对欧洲传统的高度认同和遵循让美国作家对自身的历史地位和身份认同产生怀疑。
第一位蜚声世界的美国诗人威廉·柯伦·布赖恩特（Bryant，William）1826年出版《诗歌讲义》（LePoetry），谈及身处新世界的美国诗人应该如何去面对创作期待上的困境，怎样用一种通常认为是“移植”
（Transplanted）过来的语言去和旧世界那些不朽诗篇分庭抗礼，认为美国诗歌没有必要背弃欧洲的语言和传统，要警惕用新世界那些由运河、火车和蒸汽轮船派生出的词去创作诗歌。
他认为[3]：
美丽和壮观，伟大智慧和道德真理，骤雨**和似水柔情，人生的伤逝和沉浮，以及照进人性本质的陈年往事和异国珍闻等元素并非只栖身在彼岸旧国。
&sofbeautyaellectualgreatnessandmoraltruth，thestormyalepassioiesandthegesoflife，asheduponmahestoryofpasttimesandtheknowledgenmamadetheirsoleabodeintheoldworldbeyoers.
布赖恩特的这番论断在文学创作的内容选择上并无破绽。
的确只要有人的地方，无论是在大西洋的哪一边，都广泛存在这些文学元素。
但创作素材的存在或者丰富并不能弥补地方文学（对宏伟的英国文学而言，在19世纪20年代，尚未产生沃尔特·惠特曼［WaltWhitman］和艾米丽·狄金森［EmilyDi］的美国诗歌的确只能算“地方”
而非“国别”
）在形式、思想和传统上的原创性匮乏。
仅仅扎根在“人性本质”
而没有试图和英国诗歌划清界限，或者根本未能认识到划清界限之重要意义及紧迫性的美国诗歌作为一种国家文学建设陷入这样一个怪圈：越是绝对意义上追求普遍人性和情感的美国诗歌，越发和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方面高速发展变化的美国社会脱节。
在形式和思想上的苍白无力，让美国诗歌难以摆脱“移植”
的标签，自然也无力抗衡英国诗歌。
到了19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美国诗歌的代表人物惠特曼回首19世纪美国文坛时用直白而尖锐的言论审视了美国诗歌，在《我们有国家文学吗！
》（“HaveWeANatioure！”
）一文中，惠特曼直言道[4]：
当前诗歌（也是当前文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基本上缺乏一流的实力和简单自然的健康来准确地捕捉我们自己的时代，无论是在鉴赏和创作方面都在拾人牙慧。
&featureiry（iureanyhow）isthealmosttotallackoffirst-classpole，h，flafirsthand，andtypifyingourownera.（第337页）
美国诗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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