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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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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
知识的生产及其社会化过程不仅有中西、中日的纠葛，还有古今、雅俗之不同。
那么，概念史研究方法对中国近代知识形成的研究有何借鉴意义呢？
裔出德国的概念史告诉我们，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概念史。
20世纪80年代柯文（Paul）《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出版后，曾唤起国内读者对“中国中心说”
的误读和追捧，冷静想想，用西方概念与知识体系叙述的“中国”
真的是“中国中心化”
的中国吗？法国汉学家余莲（Fran?oisJullien）《势：中国效力观》一书堪称福柯（MichelFoucault）《词与物》的中国版，书中力证中国古代思想与西方二元对立概念之间的区别。
中西之间的这种不可通约性并不是说中国思想缺乏现代后现代要素，余莲从政治、文字和历史等角度研究“势”
（运动性）概念后指出，以主体和因果关系为中心的欧洲思想发展到现代才开始强调差异性和动态，而这些都可以从中国思想中找到源头活水。
[38]毋庸说，用西方二元对立概念叙述的中国思想，不是“本真”
的中国思想。
与余莲的运思不同，张寿安对围绕“乾嘉之学”
的各种话语——汉学、考据学、朴学、实学等——提出异议，经过对“乾嘉之学”
条分缕析后，她认为18世纪出现的“专门之学”
表明传统学术内部业已萌生如现代学术之“分科”
，及至晚清，“经训之学”
成为一门独立之学，崔适假江藩之名所撰《经解入门》一书将“经解”
视为一种专门之学，从方法、资料到理论、目的都有清楚的界定。
[39]余莲和张寿安的研究分别揭示了与西方现代知识相对应的中国知识叙述的可能性，无疑，这是展开中国概念史研究时不容忽视的问题。
与德国不同的是，中国的概念史研究还具有跨文化特质，这是德国概念史未曾有过的。
撇开围绕现代性认知之不同，在讨论16世纪末以降中国内部变化时，人们无法回避与西方遭遇的历史，正是这一遭遇及其一系列连锁反应铸就了被称为“近代”
的知识空间。
各种西方语言文本被翻译为汉字文本，在中国和日本分别出现了一个被称为“翻译文化”
[40]或“跨语际实践”
（translingualpractice）[41]的时代，并且中日之间还经历了以汉字为媒介的“概念旅行”
。
近年，学者们已经围绕一些重要概念展开了研究，有关“近代社会—国家”
的概念，有革命、宪政、地方自治、民主、自由、共和、社会等。
如上述小林关于“主体”
概念的论述，概念史研究在词语上涉及同一语言内的翻译和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问题。
又如“大学”
一词，明末来华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Aleni）似乎最早使用[42]，这位“西方孔子”
曾在意大利博洛尼亚（Bologna）讲授过人文科学，巧得很，博洛尼亚是欧洲大学的诞生地，而当时所谓大学不过教授神学、哲学、数学和修辞等，博洛尼亚大学外加罗马法，内容十分有限。
艾儒略选择“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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