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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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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您提到，记忆研究的兴起是对抗历史书写，这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开启的呢？
孙江：所谓历史，一般指由文字所承载和传递的过去的信息。
对于文字这种历史记忆的媒介，历来存在截然对立的理解：一种是怀疑的态度，认为文字在人心中播下“遗忘”
的种子。
另一种认为文字具有魔力，是作为抵抗第二种社会之死——忘却——的武器。
培根（Fran）说，图像记录过去，不具生产性；文字内涵精神，可使旧思想萌发新芽。
从文字发明到印刷术普及，再到今日电子媒介的无所不在，我们身处“链接性转向”
（e）时代。
历史成为“潜在性”
知识。
人们不必在尘土堆中寻寻觅觅，只需凭借一定的工具即可乾坤大挪移：搜索引擎可以帮助我们搜索到任何信息。
“链接性转向”
使得固有的文化结构和学科常识正在崩坏。
文字是通过视觉记号将语言符号化，而历史留下的“痕迹”
不是，“体现在文本中的”
史料和“表现为痕迹的”
史料分别占据了对立的两极。
布克哈特（JacobBurckhardt）认为符号化的文本是某个时代意识的表象，带有所属时代的偏颇和自我欺瞒；而痕迹是间接性的信息，可以证明没有固化的时代记忆，这种记忆没有受到检阅，未曾伪装。
所以，在史料唾手可得的“链接性转向”
时代，需要发现文字文本之内与之外的痕迹。
面对不断重复再生产、食之而不得下咽的“历史”
，尼采（FriedrichWilhelmzsche）冷笑道：“想想那些学者们，那些疲乏的母鸡（Hens），他们肯定不是‘和谐’的物种。
他们只是比以前叫得更多，因为他们下蛋下得更频繁。
可尽管有关他们的书更厚了，蛋却总是比以前更小。”
新京报：所以，您提及历史研究需要经受“方法论”
的洗礼？诺拉开启的历史学方法论具有怎样的特点？
孙江：“记忆之场”
是历史学寻求自身变革的产物。
回顾20世纪80年代国际历史学的动向可知，“语言学的转向”
（linguisti）对史料至上的实证主义史学提出了挑战，作为对过去进行表象（représentation）和再表象（re-représentation）的历史学，其在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时，必须回答文本（文字、图像、声音等）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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