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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竹内好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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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绕亚洲话语的讨论中,被置于中心位置的是竹内好。
竹内好(1910—197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支那”
学科,1934年因不满日本“支那学”
“汉学”
脱离现实而与友人武田泰淳等组建“中国文学研究会”
,介绍同时代的中国文学。
战争末期(1944年5月),竹内好应征入伍,远赴中国战场,最后在湖南岳阳迎来了日本战败投降。
战后,竹内好活跃于评论界,一度任东京都立大学教授,1960年5月因反对美军基地的“安保斗争”
夭折,竹内好愤而辞去教职。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竹内好出于对两国如此简单地实现政治和解之不满,宣布放弃中国研究,从公众视线中隐身而去。
在日本,研究中国的学界,除去鲁迅著作的译者和研究者身份外,竹内好称不上学者,几乎没有任何学术地位;即使是作为评论家,竹内好也算不上出色,因为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他对中国的判断都背离实际。
尽管如此,竹内好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位中国研究者和评论家都更受关注,获致来自“左”
“右”
不同立场的论者的赞词。
竹内好逝世后,因1965年“教科书事件”
而与日本政府长期对质法庭的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回忆竹内好曾写信对自己表示支持:“对你的英明决断表示敬意,有只手单撑倾覆大厦之气概。”
[3]右翼评论家苇津珍彦带有褒义地称竹内好为“偏见的泰斗”
,“即便认为竹内的意见是偏见,总带有一定的尊敬之念”
。
[4]自由派思想旗手丸山真男称竹内好的长处在于“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
,而这在崇尚“都是日本人”
的日本社会是非常难得的。
[5]细细思忖,所有这些言论要么在表达对死者的哀惜,要么在赞赏死者生前的特立不群,与其思想本身并无直接关系。
作为活跃于“战后”
初期的评论家,竹内好的思想属于他所经历过的战争时代,他的亚洲话语是在西洋—东洋、近代—传统、支配—被支配二元对立结构下展开的。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竹内好和许多因日本侵略中国而纠结的知识分子一样为之振奋,在《大东亚战争与吾辈之决心(宣言)》一文中欢呼“历史被创造出来了”
,战争将“对祖国之爱”
与“对邻邦之爱”
合为一体,对中国的战争乃是反抗欧美、解放亚洲的一部分。
[6]战后,当许多知识分子纷纷转向而“拥抱战败”
(embragdefeat)[7]时,竹内好坚持己见,在1959年11月发表的《近代超克》长文中强调这场战争旨在打破亚洲主义所内含的“侵略”
与“连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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