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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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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从西欧兴起后,依靠政治力量建立起来的世界帝国便不再有昔日的威光。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上,19世纪后半叶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乃是因为世界市场所带来的全球化知识和价值观如同洪水般涌入中国,颠覆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朝贡贸易体系。
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时共进的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字里行间不断流露出接触外部世界时的惊讶之情。
1890年,在参加过北京举行的科举会试后,梁启超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
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
。
《瀛寰志略》是一部关于世界地理的著作,刊刻于1848年,作者徐继畲在任福建巡抚期间,根据从传教士处得来的地理知识,辅以明代以来的地理知识,编纂了此书。
该书被学者誉为代表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世界地理著作。
对于以科举入仕为人生至高目标的儒家知识分子来说,缺乏阅读此类书籍的内在动力当是不难想象的,但是,生活在广东的梁启超在此之前对世界地理真的一无所知吗?值得怀疑。
在我看来,对于梁启超这句常常被人引用的话语,我们需要做些分析,即梁启超并非对世界地理一无了解,而是通过阅读《瀛寰志略》,第一次按照欧洲人的地理概念,对世界地理有了比较全面清晰的认识。
其实,在梁启超知道五大洲之前约400年,五大洲的观念即已漂洋过海,进入中国人的知识空间。
17世纪初,自称“大西洋人”
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在觐见明朝万历皇帝时,呈上了一幅万国地图。
这幅地图上不仅写明南北极、赤道南北昼夜的长短等,还清楚地标出了五大洲的名称。
深知如何取悦龙颜的利玛窦在地图上做了手脚,把处在“亚细亚”
的大明帝国移到了地图的中心。
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四百年前“大西洋人”
带来的世界地理知识没有在中国广泛传播?难道“大西洋人”
带来的知识与中国毫不相关吗?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对海洋世界真的一无关心吗?
如果检索中外学者的历史叙述,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在中国文明的成长过程中,大海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秦汉东南地区的“百越之民”
在从事稻作和渔猎的同时,即展开了海外贸易。
徐福率童男童女东渡的故事,虽然传说多于事实,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上仙境**着人们不畏艰险,往还于海上。
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日本学者福永广司在《马的文化与船的文化》一书里,借用“南船北马”
的说法,把中国文化概括为两个理想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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