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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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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斯曼的文化记忆著述中，如果说《回忆空间》是令人折服的“厚重”
之作的话，《记忆中的历史》则让人有一种掩卷后的“沉重”
感。
后者看似薄薄的小书，实则讨论了战后德国人如何面对内在化的纳粹历史的大问题。
要深化理解该问题，实有必要读读阿斯曼题为《德国人的心灵创伤？——在回忆与忘却之间的集体责任》的长文。
阿伦特（Ha）曾经说过，个人不可能不负有国家的和民族的责任，除非这个人是国际难民或无国籍者。
[7]虽然，战后纳粹的历史业已翻过一页，但以记忆的方式沉潜于德国人——个体、世代、家庭、公共领域之中，并且影响到德国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阿斯曼认为这是一种罪责意识作用的结果，她谨慎地使用了加问号的“心灵创伤”
（Trauma）一词。
“心灵创伤”
原本是医学上的概念，现在成为文学和文化研究中每每言及的主导性概念，用于研究历史上的集体苦难。
阿斯曼指出，心灵创伤本是一种被遮蔽的回忆，但是它并没有被纳入意识之中，而是被安置在地下的尸骨洞穴里，因此，当被唤起时，亢奋状态会长时间持续并有扩散之势。
就德国人来说，这种创伤是1945年战败后深藏在意识之中的对于战争罪责的自卑情结。
阿斯曼以冷峻的笔触展现了战后德国人围绕“集体责任”
（Kollektivschuld）的各种言说，纽伦堡审判没有涉及“集体责任”
，但历史盖棺论定后，德国人自觉地成为战争罪责的继承者，有的直呼“我们的耻辱尽皆暴露在世人的眼中”
，有的面对被展示的纳粹犯罪，强烈地感受到“这就是你们的罪责”
，有的认为“虽然不允许沉默，但还是不能说”
，有的感觉“唤不起良心的声音”
，有的说“这让我永远不得翻身”
等，人们以各种方式体验着集体责任。
[8]从《记忆中的历史》中，读者也不难看到这种罪责意识在不同世代中所引起的裂痕，在家庭中所掀起的阵痛，在建筑物和媒介等表象空间上所呈现的错杂。
其实，正如阿斯曼所说，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对罪责概念做过严格的区分，绝大多数德国人完全可以从“集体责任”
的创伤中解脱出来的。
1946年，历经波折，雅斯贝尔斯《罪责》（DieSchuldfrage）一书出版了。
该书把德国人的战争罪责分为四个层面：刑法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形而上学的。
刑法上的罪责指具体的犯罪行为，当事人要受到相应的刑事惩罚。
政治上的罪责指当事人虽然没有具体犯罪行为，但由于身处一定的政治和决策位置，间接地参与了刑事犯罪，为此需要付出代价，如被剥夺政治权力和权利。
所谓道德罪责则指一般大众而言，他们没有刑事上和政治上的罪责，但作为共同体的成员没有阻止战争，甚至还拥护战争，因而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如果能从这种道德责任中获得自觉，即能消弭罪责，从而获得新生。
形而上学的罪责是人面对神的自觉，通过内心的活动而获得重生，这可以成为新的生活方式的源泉。
[9]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绝大多数德国人的罪责属于道德责任和形而上学责任的范畴。
1945年5月，纳粹德国覆亡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日本东京遭到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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