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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文化与地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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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知识分子阶层是文字来表达乡土意识，不同时代的差别问题也很重要。
亦即从科举教育出发、部分吸收西方文明，但仍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知识分子，与那些接受学校教育、西方“新文化”
的新知识分子有所区别。
这样的差异导致的对民间文化的态度，究竟有何不同？抑或有其连续性？
胡祖德的《沪谚》是为了社会教育而收集各种俗语、俗曲的编纂物，不如说其中还表达了传统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化的理解，可以看出他们理想中的秩序，即通过对乡土的公共心而对“爱国”
有所贡献。
换句话说，是希望以乡土秩序为媒介，做出对国家秩序和整体秩序的贡献。
对他们来说，民间文化始终是改良乡土秩序或教化民众的手段。
这一点与清末启蒙运动的宗旨是连贯的。
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江南市镇社会流行“新文化”
，即各种援引自西方的思想和主义，提出多元的国家建设和恢复秩序的构想。
在吴江县及其周边地域，以“爱国诗人”
柳亚子为中心的文人组成新南社，致力于在地域社会普及新文化，主要方法是在大镇上发行地方报纸。
这也凸显了身为读者的新知识分子阶层的存在。
新知识分子以大镇为中心，开展的事业之一，是平民教育运动。
在此，“迷信”
的民俗不但是被改造的对象，还作为民众教化的手段而被加以利用，这是从清末启蒙运动源流中汲取而来的经验。
然而在此后发现“民众”
的过程中，民俗虽获得积极的评价，其固有价值被发现，可是在以文明为尺度对迷信定罪这一点上，却并非发现民俗的本意。
换言之，拥有这样民间文化的乡土，与其说是与文明有一定距离，不如说是为了促进文明化而需要被改造、改良的对象。
这种乡土形象的两面性，彰显了地方知识分子是以文明化为尺度来认识乡土，面临着显而易见的困难。
上述分析清末民初地域社会的变化，如果借用山田贤所谓的“包含两个重心的不安定椭圆”
比喻的话，可以说椭圆的两个重心差异扩大，进一步增加了不安定的状态。
亦即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变迁中，非正式、半正式的“地方公事”
历经再生产，被纳入国家、地方政府的各种制度之中，地方的“制度化”
不一定带来地域社会的整合。
如城乡对立情形所显示的，既得利益、地域利害的对立则愈加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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