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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乘要道密集》也非元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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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著名佛学家吕澂先生最早注意和研究《大乘要道密集》，也最早对《大乘要道密集》之成书年代做过比较深入的讨论。
他提出：“《大乘要道密集》中各种译本皆无年代题记。
今从译文译师考之，大约出于元代大德至正之际。
其证有三：一、《密集》卷三宝昌传译《解释道果逐难记》引《文殊真实名经》云‘过去正觉等已说’，又卷四惠幢译《大手印配教要门》引《文殊真实名经》云‘决定出于三乘者，住在于彼一乘果’，皆用元代释智所译《圣妙吉祥真实名》之译文。
释智译本在大德十一年以前即已收入弘法寺大藏。
其后，至大初，沙啰巴不惬释智之译，又重出《文殊最胜真实名义经》，参酌梵籍，改正名句，颇雅训可诵。
宝昌、惠幢引《真实名经》译文不用沙啰巴所翻者，当是时代在前未及见之也，故宝昌、惠幢二家之译，最迟亦应在大德年间。
二、《密集》中莎南屹啰所译之籍独多”
，而“卒于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
其资莎南监藏生于元仁宗皇庆元年，卒于明太祖洪武八年（1312—1375）。
故莎南屹啰之翻译传授，当在至正年间。
三、《密集》卷四有《大菩提塔样尺寸法》一种，为布思端bu-ston所著”
。
而此书之作“在布思端六十三岁壬辰年，即至正十二年（1352），故两书之译最早亦应在至正十二年以后”
。
[2]
在吕澂先生研究《大乘要道密集》时的20世纪40年代初，他所作的上述分析应该说还是很有道理的，他指出的《大乘要道密集》不可能早于元末成书也无疑是正确的。
当年吕澂先生或尚不知黑水城出土汉文佛教文书中有类似的藏传密教文献存在，不知道藏传佛教曾于西夏王朝广泛传播之事实，故他不可能考虑到《大乘要道密集》中的很多密教仪轨文本很有可能是西夏时代的译本。
例如，吕澂先生提到的宝昌传译的《解释道果逐难记》和惠幢译《大手印配教要门》实际上不可能是元代大德、至正年间所译的作品，而应当是西夏时代的作品。
于今天看来，这两部译文中所引《真实名经》用释智译文一条无法用来作为证明它们是元代译作的证据，因为我们已有充足的理由证明释智译《真实名经》是西夏时代的作品，特别是当这部一直被认为是元代所译的密教续典的残本出现在拜寺沟西夏方塔出土文献之中时，它的西夏身份已经得到了明确的确认。
说释智［慧］所译《文殊最胜真实名义经》是西夏时代的作品最初是由卓鸿泽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释智所根据的原本不是梵文本，而是西藏文本。
[3]而他的这个说法得到了西夏出土文献的支持，或者说它为我们解决了一个晚近处理新发现西夏时代文献时遇到的一个难题。
20世纪90年代初，于银川郊外拜寺沟西夏方塔中所获汉文文献中有一部严重残破的佛教文书，编号为F036。
因首尾不全，无明确标题，故录者暂将其定名为《初轮功德十二偈》。
后有专家考证“此经未为历代经录所记载，也不为历代大藏经所收，是研究西夏佛教和我国佛教的新资料”
。
[4]事实上，这部所谓的《初轮功德十二偈》即是释智所译《圣妙吉祥真实名经》的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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