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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与尺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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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出作者的个性。
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练，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
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
我自己作文觉得都有点做作，因此反动地喜看别人的日记尺牍，感到许多愉快。
我不能写日记，更不善写信，自己的真相仿佛在心中隐约觉到，但要写它下来，即使想定是私密的文字，总不免还有做作，——这并非故意如此，实在是修养不足的缘故，然而因此也愈觉得别人的日记尺牍之佳妙，可喜亦可贵了。
中国尺牍向来好的很多，文章与风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还应能显出主人的性格。
《全晋文》中录王羲之杂帖，有这两章：
吾顷无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啖，而犹有劳务，甚劣劣。
不审复何似？永日多少看未？九日当采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当晴不耳？
我觉得这要比“奉橘三百颗”
还有意思。
日本诗人芭蕉（Basho）有这样一封向他的门人借钱的信，在寥寥数语中画出一个飘逸的俳人来：
欲往芳野行脚，希惠借银五钱。
此系勒借，容当奉还。
唯老夫之事，亦殊难说耳。
去来君芭蕉。
日记又是一种考证的资料。
近阅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上卷，“乾隆二十年（1755年）”
项下有这几句话：
绍兴秋收大歉。
次年春夏之交，米价斗三百钱，丐殍载道。
“同五十九年（1794年）”
项下又云：
夏间米一斗钱三百三四十文。
往时米价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饿殍，今米常贵而人尚乐生，盖往年专贵在米，今则鱼虾蔬果无一不贵，故小贩村农俱可糊口。
这都是经济史的好材料，同时也可以看出他精明的性分。
日本俳人一茶（Issa）的日记一部分流行于世，最新发现刊行的为《一茶旅日记》，文化元年（1804）十二月中有记事云：
二十七日阴，买锅。
二十九日雨，买酱。
十几个字里贫穷之状表现无遗。
“同年五月”
项下云：
七日晴，投水男女二人浮出吾妻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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