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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批判、继承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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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自称是“生在过渡时代的人”
，先后接受过“旧式教育”
和“新式教育”
[7]，并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在由旧而新的转变中，在从“知其然”
而追求“知其所以然”
的过程中，他一直在走着一条批判、继承、创新的路。
对此，郭沫若有深刻的感受和认识。
他指出：“我们要跳出了‘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
不懂“国学”
，当然谈不上“跳出”
；掌握了“国学”
而又能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它，就可能对国学有新的认识，进而提出创造性的见解。
这里包含着批判、继承和创新的辩证法。
郭沫若对古代社会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未来社会”
的“去向”
，即认为历史、现实、未来是不可截然分开的。
他研究古代学说思想，也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说：“我是以一个史学家的立场来阐明各家学说的真相。
我并不是以一个宣教师的态度企图传播任何教条。
在现代要恢复古代的东西，无论所恢复的是那一家，事实上都是时代错误。
但人类总是在向前发展的。
在现代以前的历史时代虽然都是在暗中摸索，经过曲折纡回的路径，却也和蜗牛一样在前进。
因而古代的学说也并不是全无可取，而可取的部分大率已溶汇在现代的进步思想里面了。”
[8]这是用思想发展的辩证法来说明对待思想遗产应取的辩证态度。
郭沫若的史学实践和这些理论性认识，对于当前的历史研究、思想文化研究中有关批判、继承和创新的一些重要问题，依然有借鉴的作用。
郭沫若的史学理论遗产，还表现在其他不少方面，其中如关于自我批判的自觉意识和理论勇气，贯穿于他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许多论著中，从而发展了中国史家重视自我修养的优良传统，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继承。
[1]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5页。
[2]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
[3]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39页。
[4]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页。
[5]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6]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7页。
[7]参见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5页。
[8]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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