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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怎样看待不同史书体裁的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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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批评在具体问题上的歧异，对不同史书体裁的不同记识是一个突出的事例。
这里，我们可以举《史通》中的《二体》篇为例，进一步说明刘知幾在史学批评方面的辩证方法。
例如，中国古代史学家对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孰优孰劣的辩难，经过几番深入的思考和长期的争论，大致形成了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编年体优于纪传体。
例如，东晋史家干宝“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
，其根据是《左传》一书“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
[10]。
这是以文字的多寡来判断编年、纪传的优劣。
唐玄宗时，朝臣裴光庭提出，纪传体改变了《春秋》的体裁，“既挠乱前轨，又聋瞽后代。
《春秋》之义，非圣人谁能修之”
[11]。
他进而倡议：“撰《续春秋经传》，自战国讫隋，表请天子修经，光庭等作传。”
[12]他的这个荒唐的主张，竟然受到唐玄宗的赏识，然其计划并未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这时，还有一位文史学家萧颖士，也积极提倡编年体，他说：“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
于是，他“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
[13]。
萧颖士撰的编年体史书未能流传下来，而他说的《史记》“失褒贬体”
，强调“《春秋》大义”
，这确是一些赞成编年体的史家批评司马迁的主要原因。
唐德宗时，出身于史官世家的柳冕强调说：“（司马）迁之过，在不本于儒教、以一王法，使杨朱、墨子得非圣人。”
又说：“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求圣人之心，在书圣人之法。
法者，凡例、褒贬是也，而迁舍之。
《春秋》尚古，而迁变古，由不本于经也。”
柳冕出于史学世家，这种看法自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所看重的是史家的价值判断问题。
第二种看法跟第一种看法相反，认为纪传体优于编年体。
《后汉书》作者范晔在讲到他为什么采用纪传体撰史时，对《春秋》提出大胆的批评，指出：“《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
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
[14]所谓“网罗一代，事义周悉”
，是说纪传体能够容纳广泛的史事，更全面地反映作者的历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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