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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求实和经世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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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实，即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经世致用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求实和经世的关系，反映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是错综复杂的，但从古代史学的整体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协调和一致的关系。
早在中国史学开始兴起的时期，秉笔直书就成为史家的崇高美德而受到称赞。
尤其是孔子因晋国史官董狐的“书法无隐”
而称他是“古之良史”
[18]，以及《左传》作者记述了齐国太史、南史氏为书“崔杼弑其君”
[19]而不惜以死殉职，这种秉笔直书的精神就成为史家遵循的传统。
所以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写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
的名句。
北周史家柳虬也说：“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
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
[20]唐代史家吴兢，即《贞观政要》的作者，曾因当面拒绝当朝宰相张说希望将武后实录改写数字的请求，而被时人誉为“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
[21]。
这种优良传统，也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家所继承。
史载，辽兴宗猎于秋山，而熊虎伤死数十人，有司奏闻于朝，史臣萧韩家奴即书于史册，辽兴宗命其删去，“韩家奴既出，复书。
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
[22]。
金朝对史官记事颇多限制，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年）修起居注，移刺杰上书说：“朝奏屏人议事，史官亦不与闻，无由纪录。”
经大臣们引经据典，金世宗也从《贞观政要》记事中得到启发，于是，“朝奏屏人议事，记注官不避自此始”
[23]。
所有这些，表明了秉笔直书传统影响的深远。
刘知幾撰《史通》，有《直书》《曲笔》两篇，指出了史学上“直书”
与“曲笔”
的对立，分析了它们的利害。
刘知幾认为“直书”
“直词”
是实录的前提，而“曲笔”
“诬书”
则会造成实录难求。
刘知幾正是从历史撰述是否是“实录”
这一根本点上，来划清“直书”
与“曲笔”
的界限的。
这集中地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史学之求实精神。
这种求实的精神自司马迁《史记》被誉为“实录”
之后，便成为大多数史家追求的目标，形成了优良的史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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