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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学遗产与历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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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外国的（主要是西方的）有关历史学的理论著作大量涌进国门，这对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但是，它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即在一些史学工作者中产生了一种误解，认为中国史学没有理论，甚至用西方近代的历史哲学的发展来反衬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
的苍白。
笔者对这种非历史主义的“研究”
方法，曾撰文予以批评。
[9]当然，产生这种误解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并进行深入的研究，有些同行在这方面还缺乏应有的自觉和自信。
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世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有些已注意到对中国史学上的理论遗产的发掘和阐释，而这种趋势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的立项，用通常的话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面对浩如烟海的史学遗产，我们用什么方法、采取什么体例把有关的文献钩稽出来并加以梳理，成为学科建设中的便于参考、使用的一部大型类书？显然，“竭泽而渔”
的方法是不可能做到的；退一步说，即便能够做到，似也无此必要。
唐人刘知幾说，“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10]，何况我们也实在难以做到“博闻”
。
因此，我们的方法，只能是以所知的部分而连类列举，推及所未知的部分。
当然，采用这种方法，一是要对已知的部分做整体上的梳理，列出纲目，制定体例；二是要有一个具备一定知识基础和学术素养的研究群体。
学术前辈的开拓性研究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发，而从当时的条件来看，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史学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以及历届的博士研究生，正是这样一个学术群体。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包含三个分册：历史理论分册，史学理论分册和史学史分册。
按照《中华大典》编纂体例的要求，这三个分册也被称为三个“总部”
，它们的内容和编纂各以自身的特点，构成全书的整体风貌。
这里，先说史学遗产与历史学的理论问题。
我们认为，史学遗产所包含的历史学的理论遗产，大致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关于人们对客观历史认识的见解和理论，一是关于人们对史学本身认识的见解和理论。
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但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11]一般说来，人们在运用它们的时候，并不十分注意到它们的这种联系和区别，但是当我们对它们进行研究时，则不能不注意到它们的这种联系和区别。
我们对历史理论分册（即历史理论总部）的“提要”
做了这样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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