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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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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9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就读于历史系本科。
1964年本科毕业的同时考取了本系研究生，师从白寿彝先生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并于1967年毕业。
在随后的十几年中，我离开母校到外地执教。
1981年5月，我回到阔别许久的母校，跟随白寿彝先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
先生已经辞世，但他的学术研究成果长在。
回想起来，在过往的岁月中，有四十多个年头，我都生活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怀抱之中。
老师、同学、同事，还有许多学生，都曾给予我教育、鼓励和帮助，令我始终心存热情和动力，不曾冷却和减退。
此时我想到的这些，是因为即将出版的这部文集，在很大意义上是我对学校的汇报，对老师、同学、同事和学生们的汇报，对学术界朋友们的汇报，同时也是对我自己的一次学术总结。
在这篇序文中，我想着重讲讲我对中国史学史认识和探索的发展过程。
从理论上讲，我的专业始于1964年大学毕业步入研究生学习的阶段。
但实际上，我的学术生命当始于改革开放的年代。
1978年，当我在《吉林大学学报》上发表第一篇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习作《唐代史学和唐代政治》时，那种激动的心情，我想只有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学术工作者，才有真切的感受。
我的治史之路，就是从这里起步的，而落脚点就是唐代史学。
我从1973年起讲授中国古代史，而对唐代历史关注更多一些。
1977年，在白寿彝先生的鼓励下，我决定回到中国史学史这个研究领域。
经过再三考虑，我把唐代史学作为起步阶段的研究对象。
具体的研究方法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是作“唐代史学编年”
，目的是了解唐代史学发展的梗概，而其间意外的收获是积累了二三十个问题；第二是撰写专题论文或短评、札记，这是“学步”
的过程；第三是对唐代史学做整体性把握并写出专书。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十年间，唐代史学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
例如：
唐初史家群体一举撰成八部“正史”
的宏大气势；刘知幾所言“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的精辟论断，以及他的“史才三长”
论，都给人以极大的启发；吴兢《贞观政要》一书反映出来的唐太宗君臣所讨论的“创业”
与“守成”
孰难、明君与昏君的标准、水与舟的关系、如何做到“善始慎终”
等问题，都是涉及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大事；魏徵为《隋书》撰写的史论把秦、隋兴亡加以比较的方法；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编年以备南北”
倾向统一的思想和著史宗旨；柳宗元所著《封建论》《贞符》《非国语》《天说》《天对》等宏文所蕴含的深邃的历史思想与史学批评精神；杜佑《通典》的恢宏器识和进步的历史观、民族观，以及鲜明的以《通典》“将施有政”
的撰述宗旨；谱牒之学在唐代的兴衰反映了士庶势力的消长和唐代世风庸俗的一面；还有中晚唐史学家在史学自觉方面的多种表现，等等，都使人感到兴奋，有一种许多新问题等待着我研究而欲罢不能的感觉。
起初，当我决定研究唐代史学之时，已是不惑之年而在学术上并无“立足”
之地，但时间又不允许自己彷徨、犹豫，所以也就做了“破釜沉舟”
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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