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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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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代史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1]
一、史学家的政治情怀
唐皇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一个盛大的朝代。
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对于唐皇朝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种作用突出地反映了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史学家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政治家和史学的关系，是它的两个主要方面，本文着重考察前一个方面，即史学家和政治的关系。
中国古代史家历来有强烈的历史意识。
随着历史的进步，这种历史意识在不断地深化着。
同时，中国古代史家也有关心政治的优良传统，不少优秀的史家都具有饱满、深沉的政治情怀。
这种情况，在唐代史学上是很突出的。
首先，唐代史家把撰修前朝史不仅看作是史学工作的一部分，而且看作是政治统治的需要。
武德四年（621年）唐皇朝建立不久，天下尚未安定，史学家令狐德棻就向唐高祖李渊提出建议：
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
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
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
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
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
[2]
在这里，令狐德棻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修撰“近代”
历朝正史的重要性，又从政治的角度强调了修撰周、隋二代正史的必要性，其中也还讲到了这种修撰工作的可能性。
令狐德棻的建议，在反映唐初史家的历史意识和政治情怀方面，是有代表性的。
他的建议是在唐皇朝建立伊始就提出来的，着眼于政治无疑是他的重要的出发点。
宋人很赞赏令狐德棻的这种见识，指出：“夫典章图史，有国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败，陈诸前而为之戒。
方天下初定，德棻首发其议，而后唐之文物粲然，诚知治之本欤！”
[3]从政治的观点来看，“诚知治之本欤”
这句话的分量很重，也讲得中肯。
唐初有梁、陈、齐、周、隋“五代史”
和《五代史志》的撰述，有《晋书》的重新撰写，都跟令狐德棻这个建议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也是在这个总的形势的影响下编撰出来的。
唐代史家对撰述本朝史的认识，同样也反映出他们的这种政治情怀。
被时人誉为“当今董狐”
的史家吴兢，在唐玄宗开元末年撰成《贞观政要》一书，这是一部按专题写成的唐太宗时期的政治史。
吴兢在该书的序文中写道：
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
……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
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贞观政要》。
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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