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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史学的特点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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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十五年（820年），唐宪宗死于宦官之手，其“中兴”
之业随之了结，中唐政治统治结束了它的最后一幕。
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起至唐朝灭亡（907年）这80余年的历史，是唐皇朝的晚期。
在这个时期，中唐以来不断发展的社会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在统治阶级内部，官僚与宦官之间、官僚与官僚之间、朝廷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呈现出比中唐时期更加尖锐和复杂的局面，从而促使政治统治更加腐败。
这两个主要原因，从根本上削弱并且动摇了唐皇朝的统治，并终于使它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在这个历史条件下的晚唐史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这还是一个陌生的课题，本文拟对此做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批评和讨论。
一、晚唐史学的特点
从今天人们可以见到的或者大致可以了解到的历史文献来看，晚唐时期的史学，既没有盛唐时期官修前朝史的热情和规模，也没有如同出现于盛唐和中唐时期的《史通》《通典》这样影响巨大的著作，它有它自己的特点。
第一，晚唐史学更多地受到当时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干扰而经历着坎坷的道路。
其中，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是朝廷对已经颁行的《顺宗实录》和《宪宗实录》的修改。
有唐一代，政治干预史学的事例和朝廷出面修改前朝实录的事例，并非只出现于晚唐，但像《顺宗实录》案和《宪宗实录》案这样严重的政治—史学公案，却也并不多见。
这个问题下文还要专门论述，这里不多讲。
第二，是在历史撰述思想上的变化。
唐穆宗时，路随、韦处厚奉诏撰《宪宗实录》。
他们在“永贞元年九月”
之下书“河阳三城节度使元韶卒”
而不载其事迹。
为什么对元韶之死只书“卒”
而不载其事迹呢？以路随为首的史官们提出这样的看法：
凡功名不足以垂后，而善恶不足以为诫者，虽富贵人，第书其卒而已。
陶青、刘舍、许昌、薛泽、庄青翟、赵周皆为汉相，爵列通侯，而良史以为龌龊廉谨，备员而已，无能发明功名者，皆不立传。
伯夷、庄周、墨翟、鲁连、王符、徐雅、郭泰，皆终身匹夫，或让国立节，或养德著书，或出奇排难，或守道避祸，而传与周、邵、管、晏同列。
故富贵者有所屈，贫贱者有所伸。
孔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人无得而称焉。
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人到于今称之。”
然则志士之欲以光耀于后者，何待于爵位哉？富贵之人，排肩而立，卒不能自垂于后者，德不修而轻义重利故也。
[1]
这一篇议论，《全唐文》辑入时定名为《不载元韶事迹议》[2]。
其实，这篇议论已远远超出了一人一事的范围，而涉及用什么价值标准为人立传从而为哪些人立传这样的大问题。
路随提出的原则是“凡功名不足以垂后，而善恶不足以为诫者，虽富贵人，第书其卒而已”
，无须去为这种人拼凑事迹，欺骗后人。
反之，尽管是一些“终身匹夫”
，没有显赫地位的人，或“立节”
，或“养德”
，或“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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