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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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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我出版了《唐代史学论稿》一书，在此之后的20多年间，就没有再专注于唐代史学了，回想起来，总感到有些愧疚！
当然，这些年来，因偶然回眸，心有所得，也断断续续写了几篇关于唐代史学的文章，趁着这次本书再版的机会，我把它们补充进来，也算是表明自己并未完全忘却这一研究领域的心迹吧。
当我撰写了几本贯通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之后，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唐代史学，我以为它在一些方面还是能够反映有唐一代的盛大气象。
首先，唐初的官修史书，仅“正史”
方面，就有《晋书》《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南史》《北史》八部史书面世，占了“二十四史”
的13。
其中，《隋书》《南史》和《北史》，都是颇具特色的“正史”
。
其次，刘知幾所撰《史通》，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推进到更加自觉的和有体系的阶段，反映了史学家自我批判的大度和勇气。
《史通》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成为后世史家进行史学反思和史学前瞻的重要内容，是启发人们思考、推动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再次，杜佑所著《通典》，开中国古代制度通史的先河，作者缜密的逻辑思维，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国家职能的清晰认识，撰述中的史和论的结合，以及对历史著作“将施有政”
的撰述目的，在史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杜佑《通典》在历史理论方面的成就，可追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成就，乃是“九通”
之渊源，是中国制度文明史撰述的承前启后者。
还有，集思想家、文学家、史论家于一身的柳宗元，千百年来，其深邃的思想和隽永的华章被一代又一代学人传诵，而他的通达的史论确已具备了“疏通知远”
的境界，却或多或少被人们忽略了。
而今，当是凸显柳宗元史论价值的时候了，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可以与杜佑比肩而立的。
唐初的政治家、史学家在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方面，乃可与汉初的政治家、思想家相媲美，这也符合雄汉、盛唐的气概。
二者之间所不同的是，唐代的政治家、史学家们除了对历史有真诚的敬畏之心，还多了几分对史学的虔诚尊崇之意，这在唐太宗、魏徵、吴兢等人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说到魏徵，他的史论中的政治诉求和他的政论中的历史底蕴，都十分突出，这同晚于他的杜佑颇有相似之处——杜佑是一个精于史学的政治家，又是一个通晓政治的史学家。
他们二人的差别仅在于：魏徵始终任职于朝廷中枢，而杜佑在晚年入相之前长期身为封疆大吏。
他们二人都是在政治上和史学上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而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其他朝代却并不多见。
进而言之，如果我们以魏徵和杜佑相比较，还应当考虑到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个人的际遇：魏徵活动于唐朝欣欣向荣的时期，而杜佑则处于唐朝走向衰落之途，他们的历史作用也因此而有所不同。
还有一点很大的差别，即魏徵面对的是唐太宗，故其见解得以发挥出来，并往往转化为朝廷的政策；杜佑则不然，他面对的是唐德宗、唐顺宗、唐宪宗，皇权为宦官所控制，杜佑的才华和智慧难以发挥出来，故处于位虽尊而难有大作为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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