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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明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的出发点之间有一种跳跃，一种方向的转换。
如果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力图使抽象的思辨哲学接近现实，是一种“自上而下”
的方向的话，那么，在《神圣家族》中就是一种力图提高旧唯物主义的“自下而上”
的方向。
在前一方向，是从作为总体的类本质出发去说明现实的人的状况，在后者，则是从“利己主义的人”
出发去说明作为总体的社会状况。
前者继承了把历史把握为一个矛盾运动过程的辩证法传统，后者则继承了从自然存在出发的唯物主义传统。
这两种出发点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相反对的。
但正相反对的东西往往也就是具有互补性的东西，即所谓相反相成。
因而这两种出发点便都有着各自的真理性，不可互相取代。
当然，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是抽象的，而不是完全现实的东西，因而由之出发去说明历史、解决思维与存在以及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的两种方向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这种情况提示着，必须将两种出发点综合起来，必须把德国哲学传统的辩证法与法国哲学传统的唯物论内在地结合起来，建立起新的出发点，才可能克服既有理论的困难，真正合理地说明人类世界，说明人类存在的历史过程。
3.《德意志意识形态》：从“现实的个人”
出发
将法国哲学传统的唯物论与德国哲学传统的辩证法的两种出发点综合起来，就是一方面把德国哲学的能动性、历史性原则引入唯物论，另一方面则对唯心的辩证法进行改造，使之现实化。
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这一综合工作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开始的。
在这里，马克思在批判唯心主义对人的能动性的抽象发展的同时，着重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原则的直观性、受动性，指出其“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
[20]。
这一批判表明，马克思已深刻地理解了法国唯物主义的缺陷及其理论上的困难（“环境决定一切”
与“意见支配世界”
的二律背反），改变了先前的好感态度。
这两个方面批判的结果，就是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的揭示，即“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
[21]，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
“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22]。
这样，人类世界本身便直接被视为客观实在的，人类活动本身就被视为这样一个客观实在的世界，从而人作为活动主体也就是现实的了。
易言之，人的感性活动被视为客观的存在，逻辑地蕴涵着对作为出发点的活动主体的现实性规定。
当然，反之亦然。
但这一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样一个简短的文件中还没有发挥出来，只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充分地展开了对于这一出发点的规定。
这也就是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反复强调从“现实的个人”
出发的重大意义之所在。
作为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
是这样一种活动主体，他们“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23]。
因而，现实的个人作为主体就既非唯心主义所理解的那样，是纯粹能动的，亦非旧唯物主义所理解的那样，是纯粹受动的，而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是受动制约下的能动，是对其受动条件的能动改造。
这样一种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的主体的活动，就既非旧唯物主义的纯然被动的自然感受性，亦非唯心主义的精神的想象活动，而只能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
，亦即物质实践或物质生产活动。
这种活动一方面是受既定的、不受人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制约的，但另一方面，在此既定条件所限定的范围或可能性空间内，主体是能够“能动地表现自己”
，亦即能够在此范围内选择某一特定的、适合于自己的目的的存在形式而通过自身的活动去使之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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