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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学：文献学还是文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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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其中，“学术凸现”
和“思想淡出”
相伴而生。
基于这样的背景，一些学者致力于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品位，呼吁回到学术层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单纯的学术对象来对待。
所以，在新世纪伊始，中国马克思学的建构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总体上看，国外马克思学属于文献学和文本学的结合，立足文献考证，从事文本解读。
中国马克思学无论具有怎样的特殊性，恐怕都离不开文献学和文本学两个方面的工作。
就文献学而言，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数据库，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献的专业研究队伍，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献的原文辨识专家。
相对于中国庞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而言，这实在是不相称的。
因此，迅速推动马克思文献学的工作，是极其必要的。
只是在这条道路上究竟能走多远，有待时间的检验。
就文本学而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至少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稳健地展开并不断向前推进，而且这种解读一直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为基础的，对于国外马克思文献学的进展情况也是比较了解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编译局主持的《马列著作编译资料》、《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等刊物发表了大量国外马克思文献学的译文。
这些译文对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建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西方马克思学一度被视作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异端邪说，但它还是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眼界，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尤其是近年来对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和国外马克思学新进展的介绍，将会进一步推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不能缺少文献学的基础，对第一手文本原始信息的考证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对此，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都不会否认。
问题在于，版本考证与文本解读、思想阐发之间并不存在线性的因果关系。
版本考证的工作是必要的，但它的严谨并不能保障解读的客观性，并不一定能推进思想研究的深入。
版本考证属于实证科学，文本解读就很难说是实证科学了，思想阐发则完全有待于解释学方面的努力。
随着国外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信息可能具备“可证伪性”
，从而愈来愈“逼近”
马克思本人原初的文本结构，但这并非等同于马克思文本解读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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