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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学道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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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从1929年起踏上治学的道路，至今（1989年）已经整整60年了。
今年，又恰是寿彝先生在高校执教50周年、来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职务40周年纪念和他的80华诞。
我们是寿彝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培养的两代学生，深感对于老师的最好的庆贺之情，莫过于学习老师的治学精神，总结和发扬老师的学术思想。
本文是我们在这方面的一点认识，也是我们对老师的一点奉献。
一、一条不断探索的路：治学的历程和理论上的追求
白寿彝教授，1909年生于河南开封的一个回族家庭。
青年时期的寿彝先生，先后在中州大学和文治大学学习；1929年，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事著名学者黄子通先生、郭绍虞先生、冯友兰先生和许地山先生，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从事中国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研究，以及中国交通史研究；28岁时（1937年），出版了第一本专著《中国交通史》[2]，1938年，此书由日本学者牛岛俊作译成日文，并于次年在日本东京生活社出版，牛岛俊作在日译本序中称此书“确是一部标志着中国交通文化史著中最高水平的作品”
，其著者“是中国史学界的俊秀之士”
[3]。
寿彝先生曾经回忆说，撰《中国交通史》，是自己学术生涯中的一个“插曲”
；但这个“插曲”
对后来的治学道路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39年至1949年，寿彝先生先后在云南大学、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任教，讲授中国通史、中外交通史、中国史学史等，继续中国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的研究，出版了《中国回教小史》[4]、《咸同滇变见闻录》[5]、《中国伊斯兰史纲要》[6]、《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7]等著作。
寿彝先生1949年至北京师范大学执教，以至于今。
先后讲授中国通史、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等，继续研究回族史并开始了对中国通史若干问题的研究，出版了《回回民族底新生》[8]、《回民起义》资料集1—4册[9]、《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10]等，同时发表了有关中国通史研究的论文20余篇。
1961—1965年，寿彝先生因受教育部委托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本（古代部分），把教学与研究的重点都转到中国史学史方面。
这期间，他重新开出了史学史课程，创办了《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11]，组织了“中国史学史编写组”
，召开了有关的讨论会，招收了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史学史研究的文章，其中，《谈史学遗产》、《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等[12]，在当时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出版了论文集《学步集》[13]，写出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14]。
我们从查阅寿彝先生的著述目录得知，这短短的5年时间，他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成果，显示出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见解和信心。
但是，这项工作却因“**”
的开展而中辍了。
“**”
期间，在艰难的岁月里，寿彝先生同顾颉刚先生等一道致力于“二十四史”
的点校工作，为整理祖国的史学遗产而呕心沥血，做出贡献。
出于一个忠诚的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他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史学界不少同行的支持下，决心从事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并先后主持撰写出中型的中国通史（200万字，未刊稿），小型的中国通史（即《中国通史纲要》），同时开始了大型的中国通史的酝酿工作。
这些艰巨的工作，由于“**”
的结束，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号召和鼓舞下而大大加快了步伐。
政治环境的根本改善使史学界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年届七旬的寿彝先生感慨系之地说：“这是我真正做学问的开始！”
1979年，他在学校的支持下，成立了史学研究所，恢复了《史学史资料》，招收了一批新的史学史研究生。
寿彝先生决心一方面主持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另一方面重理旧业，把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继续开展起来。
20世纪80年代，是寿彝先生学术生涯中最紧张、繁忙，同时也是成果最丰硕的年代。
除了中国通史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写外，他又同宁夏回族自治区合作，计划编写4卷本的《回族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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