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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与他的门人，并不是以一种冲决网罗式的改革者，或不食人间烟火的求道者自居，他们活在一个奉儒家经世理想与家庭伦常为至高价值的时代里，他们所追求的人生理想，便是在这样的价值系统内、在明代政治与社会条件制约下，去努力实现的。
这也再次提醒我们：若不把明代的政治、社会、学者个人的处境与行为列入考虑，我们很可能会单单根据阳明学者纠正科举士习、提倡圣学的文字，轻易地把他们从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拔离；或仅仅根据他们论心性、谈修身的文字，而断定他们是具出世精神、强调个人主义的求道者。
另外，就思想话语和学术典范而言，阳明学无疑是宋代道学传统中的分支，与清代学术典范有相当的差异，因此宋明理学合论有其学术的正当性。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明代理学的理解，也都扣紧它在整个理学发展的义理脉络中如何承继转化为主要议题。
然而，从社会文化史的方向看，无论人口、基本识字率、市镇经济活动、城市文化、印刷出版业等，都显示从明代中期以后的快速发展，不少学者称此为“前近代”
时期，此时期社会发展的程度也确实与宋代社会有所差别。
因此，把属于晚明和宋代之间社会和文化的差异，加到“从宋到明”
绵延的理学脉络中一并考虑，对于阐发属于晚明理学的特殊风貌，应该有所帮助。
这也是本书在处理明代地方讲会活动兴盛的现象，以及说明阳明学何以如此快速蔓延时，所采用的观点。
阳明学的讲会，能够以如此的规模和速度，在不同地区同时发展，最重要相关的社会现象即是，晚明士人阶层中生员过剩、仕途壅塞的问题。
此又关系着，在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受教育人口的增加，以及官僚人数饱和等问题。
由于这样的社会条件，阳明讲会活动才可能在地方官员、乡绅和生员的联手推动下，如火如荼地展开。
因此，阳明学的兴盛，不单单只是思想符合人心需求的问题，更与晚明的特殊历史情境密切相关。
也因此，即使讲学者标榜自己聚会的目标比一般应酬或为准备科考而设的文社、诗社更崇高，但从其组织的形式、成员的社会阶层、盛行的地域等处着眼，阳明讲会和同时盛行的其他结社作会的活动，其实颇具同构型。
另外，正如其他许多社会现象，如放生会、旅游活动、市镇化、消费行为等，虽已出现于宋代，但在晚明却有跃进式的进展和结构性的差异一样，我们也发现虽然讲会的活动在宋代已有先例，但无论就规模或普及程度言，宋代的讲会活动都无法与明代相提并论。
宋代也没有出现像明代地方讲会延请外地讲者来支持，或像王畿等名儒周游各地讲学的例子。
这些现象不仅显示明代讲会有更深的地方草根性、地方士人以群体的方式主导讲学活动等特色，同时也反映了明代仕途艰难，士大夫普遍提早致仕的现象，当然也关系着明代儒学在政治经世之外，另辟社会参与、再思生命理想与价值的可能性。
再者，本书的分析和讨论，尽量以一种注重历史情境与人际互动关系的角度出发，希望能借此捕捉在人际关系和政治权力运作中，均具有的那种动态而多变的交锋与响应，以及历史行动者在实现自己愿望的驱动下，所可能采取的种种超越分际的灵活策略。
在分析思想性的对话时，也同样希望能够贴近其历史情境，考虑彼此发言的关怀与攻防的策略。
从阳明讲会活动在地方社会中的实际运作、阳明学派做为一私学，如何在明代政治和学术中（尤其在某种对抗官学的意涵下），开创学派的正当性与生存空间等、从他们活动于朝廷、地方、官与私之间的种种行径，我们确实看到，在实践层面上存在着某些穿越禁令或表面分际的可能性。
同样是朝廷禁讲的诏令，在不同地区、不同地方官员主事下，显然有不同的效力；在不同人身上的影响，也颇有差距。
有时候学者确实能够找到其他的名目，或诉诸讲学在儒家传统的正当性，或把讲会改为申明乡约，在禁令之下继续从事讲学活动。
有人可能认为，分析支持讲会和讲所的资金来源属于官方或民间，可以作为区辨该讲会的性质为官方意识形态主导或私学精神的判准；或者以分析讲会所在的书院名称和祭祀对象，作为讲学内容的唯一标准；或者以官员职级的差别，来判断其支持地方讲学的程度。
我当然不否认这些可能都是很值得留意的因素，然而却质疑任何太过从单一观点切入分析，而忽略人在实践层面上可能有更复杂运作的看法。
例如从讲会的例子，我们看到地方官员在可能的范围内，是会用官方资源来实现其个人的愿望与兴趣的，而这种举措总不会**裸地诉诸个人兴趣，而是包装在像移风易俗、改造乡里这类更崇高的政治理念之下；当然这种情形被容许的程度在不同时期也有差异，在张居正反对讲学的时代里，我们确实看到讲学者对于公私的分际有更自觉和收敛的作法。
又如阳明学的讲会，固然可能会带出兴建自己的书院或讲所的具体成果，并在祠祭上反映学脉的传承，不过在更多的情况下，讲会是利用当时当地可能的空间进行，讲学的内容未必百分之百反映讲所兴建时被赋予尊崇的对象。
类似地，在分析讲会兴衰的因素时，我也感觉到以单一标准衡量的不足，政治力对讲会活动的支持或扼制，当然是不可轻忽的因素，我们也可举证历历地说明两者的关联，不过许多讲会的盛况却都成于一些官场失意的学者手中，这个事实也提醒我们，在考虑政治权力资本之余，道德清望与学者实际投入的时间精力等不同形式的文化资本，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同样关于历史情境与响应的问题，如果我们观察阳明学者和其反对者，甚至阳明学者内部之间的许多攻防论辩的过程，我们会看见儒家圣学理想被多方动员使用的复杂例子。
这样的例子从第一章所征引反对者对阳明学的批评，以及对儒学正统的申明，或第六章处理阳明学者如何诠释颜子之学与道统系谱，以为学派定位的例子，都清晰可见。
同样地，第八章所论晚明阳明讲学活动所遭遇的批判，以及讲学者所采取的辩护，第九章讨论的江左和江右学者们对于儒家圣学的想法，和工夫取径上的差异与发言，也清楚显示彼此不同的关怀与对话关系。
我的叙述是尝试着尽量去呈现，不同人物或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同立场与关怀，以及他们在怎样特殊的历史情境下发言的方式，虽然这无可避免地会带有我个人的观察和判断，但我相信仍有一定的文本根据。
最后，我必须说本书在许多地方只能算是差强人意，我所接触的史料，许多是内容非常丰富的个人文集，我深知本书所涵盖的学者人数虽然很多，也多少触及这些人物的思想，但无论对学者个人心理层面的挖掘或对其思想内涵的解析，在深度上都是不够的。
尤其碍于个人学养不足，常常感觉自己并不能够像晚明学者那般深邃地悠游三教之间而自得。
而在讨论学术社群的历史与活动时，我也深知其中个体性的差异始终存在，这方面在本书中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这些缺憾我是了然于心的，唯希望来日研究能够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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