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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虽然聂豹和罗洪先归寂主静的倾向起初在江右有些孤单，不过，刘文敏晚年似乎同意了聂豹的看法。
[47]牟宗三也认为江右之学从刘文敏的“以虚为宗”
、刘邦采的“悟性修命”
，到王时槐的“以透性为宗、研几为要”
，是一连串走向以道体性命来范域良知的趋势，就是越来越接近聂豹、罗洪先等人，从阳明学歧出的取径，也因此越来越不能与“现成良知”
所主张“良知本有、可随时呈露”
的宗旨相契，因此他认为基本上江右王学是一段逐渐违离王阳明学说精神的学术史。
[48]在此我们不必像牟宗三一样进入何为阳明学说正宗传承的价值判断，而是要指明：从聂豹、罗洪先以降的江右讲学者，批判、排拒王畿所影响的浙中学风，及与王畿学说风貌相近的泰州学派的态度，确实有越来越明显和扩大的趋向，而相应于这种批判和抗拒的趋势，则是聂豹和罗洪先主静归寂的主张，在江右获得更多的认同。
邹元标便指出，王时槐十分尊崇罗洪先静定之学，言必曰“文恭、文恭”
，江右阳明学遂得传衍。
[49]浙中和泰州两学派，似乎总能让江右学者产生某种警惕自励的作用，当然也关键性地影响着晚明江右学者对端正学风的看法和表现。
下面让我们来到晚明的脉络，继续看江右学者对当时江左学风的批评。
晚明浙中理学的一大特色是深染禅风，不仅王畿之学难免于近禅之讥，他在浙东的传承，更是越来越受禅学的影响，黄宗羲对此描述道：“当是时，浙河东之学，新建一传而为王龙溪畿，再传而为周海门汝登、陶文简，则湛然澄之禅入之。
三传而为陶石梁奭龄，辅之以姚江之沈国谟、管宗圣、史孝咸，而密云悟之禅又入之。
会稽诸生王朝式者，又以捭阖之术，鼓动以行其教。
证人之会，石梁与先生分席而讲，而又为会于白马山，杂以因果、僻经、妄说，而新建之传扫地矣。”
[50]根据黄宗羲，浙中阳明学从王畿、周汝登和陶望龄，传到陶奭龄等人，已深受禅学影响，因此刘宗周欲与此学风划分界限、并矫正之。
[51]尽管晚明文人和三教学者中，多有三教交涉融合的倾向，学术界也确实有较多元而宽容的态度，但当时欲端正儒学、排拒异端的儒者大有人在。
而且在辟异端的立场下发言，声音更响亮而严正。
当然批判者并不只限于江右学者，著名的东林学者和许多浙中、江南的学者也发出严厉的批评，只是江右因地域的差距及学术特色，其批判更容易与地域传统相连接，也更容易以江右学术之名目而发。
至于对晚明泰州学派的批判，我们知道泰州学派在学说精神风貌上与王畿颇多相契之处。
一般而言，江右学者对于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能够以布衣之身致力于孔门圣学，对其为学的决心与热诚，都相当称许；对于泰州学派另一位重要学者罗汝芳的高卓胸襟与风范，及其学问的圆融透彻，也都赞誉有加。
不过，他们对于泰州的学风和教法，就如同对王畿的教法一样，则多持保留意见。
例如，王时槐说：“近溪自是高贤，但立教贵有准绳，不可不慎，如近溪之说亦在善，学者慎之，乃无流弊耳。”
[52]王时槐在《西原会规》中说道：
近世学者渐袭虚见、隳实行，有足虑者。
又海内高明之士有以乐为教者，一切破除礼法，于言动威仪全不检束，以此为天真自然。
其流之弊，遂使后辈庸劣者，纵欲败度；憸狠者，干纪犯宪。
如是者盖不少矣。
赖吾郡诸先觉力排其说，故昔年郡中有为此狂谈者，能鼓动异省，而吾郡士人竟未受惑，此先觉之功，而吾侪所当恪守也。
[53]
此处“以乐为教者”
指泰州的王艮，王艮的《乐学歌》对于心体本乐、学是乐的道理有特别的阐发，其学也强调“天真自然”
。
[54]因此此段文字是针对泰州教法而发的批判，批判的重点仍在，其可能导致狂放、纵欲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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