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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以来，分门传经，训诂注述之徒，所谓庶孽者，昂然列于庑下，而为宗子者，尚泥于纷纷之说，不得并列于俎豆之间，以承继述之重，岂亦有似是而难明者乎？[66]
这封信写于隆庆五年之后，万历二年之前，[67]在此之前浙江抚按徐栻（1519—1581）[68]与陆树声（1509—1605）等连疏申举王阳明从祀，皇帝允廷议，但会议结果，仅薛瑄获得从祀。
[69]王畿在向陶大临推荐阳明学时，以颜子之学为嫡传，子贡、子张之学为支派，论述良知学为孔门宗子，比起汉唐以降注经之儒更有资格陪祀孔庙。
根据黄进兴的研究，从嘉靖朝起，已渐有以“明道之儒”
替代“传经之儒”
的趋势，并且表现于孔庙增祀和罢祀的具体规制上，在为陆九渊和薛瑄请祀的上疏中，均反映当时学界以“立德”
凌驾“立言”
之上的看法。
[70]因此，此处王畿贬抑汉唐注经之儒为儒学支派，而标举立德明道之儒为嫡传，其实相当符合当时对儒学的普遍看法。
站在当时学界普遍的共识上，王畿进一步牵合良知学与颜子之学，试图确立阳明学为孔门宗子的地位，并借此为王阳明陪祀孔庙说项。
宋仪望在《阳明先生从祀或问》中也是极力为阳明学的正统性辩护，在回答“知行合一之说，则既闻教矣，先生（王阳明）又专提致良知三字，以为千古不传之秘，何也？”
之问时，他也是宣称致良知直承颜子之学，为孔门传授心法：
孔门之学，专论求仁，然当时学者各有从入，惟颜子在孔门力求本心，直悟全体，故《易》之复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颜氏之子，殆庶几焉。”
此致良知一语，盖孔门传心要诀也。
何也？良知者，吾人是非之本心也，致其是非之心，则善之真妄，如辨黑白，希圣希天，别无路径。
[71]
宋仪望基本上仍沿袭王阳明、王畿等人的说法，以良知学来诠释颜子之学，使颜子之学成为直捷用功于心体的圣学代表，并以此作为孔门传心的要诀，再反过来以颜子之学和孔门传授心法的圣学高超地位来肯定阳明良知学的正统性。
值得注意的是，他论述的背景则是关于阳明从祀的政治事件。
综合以上所论，道统观既是当时学术界和政治界承认的正统圣学传承，试图为道统注入新的诠释，并在道统传承上占一席之地，则是争取学派正统地位极重要的步骤。
阳明学者一面以良知学来诠释颜子之学，一面则以所诠释的颜子之学来为阳明学在圣学传统中定位。
他们的举动具有多层次的意涵，既可能是真诚学术信仰的表白，又关涉着学派间的政治角力，更有争取官方庙廷祭祀的意图。
正如我在第一章中论到，阳明学派的建构与官方既有体制和政治权威间，本存有一种暧昧复杂的关系，亦即一种既倚赖体制内的权力又企图改造官学内涵的复杂性格，本章所论阳明学者借道统观以争取阳明学正统地位的做法，也透露着同样的两面性格：既依赖当时强势的道统观为论述的基点，也不排除以获得朝廷祀庙的政治权力为目的，而在这些努力的同时，又明显地塑造了一新的道统系谱与圣道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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