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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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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探讨晚明宁国府的阳明讲学活动，阳明学在这个地区的发展主要受到王阳明的弟子欧阳德和邹守益的兴发，在16世纪30年代左右兴起，稍后因为王畿、钱德洪的讲学，加上罗汝芳任宁国知府时的倡导，到60年代，讲会活动达到鼎盛。
张居正为首辅期间，是阳明讲学的顿挫期，尤其是1579年召毁书院、禁讲学的举动，对讲学活动造成重创，一直要到万历年间廷议王阳明陪祀孔庙成功之际，随着王阳明及其学术身价的提升，宁国府的阳明讲学活动再度复兴。
不过，到万历中后期，呼应着晚明政治的剧变、整体学风的转向，宁国府的阳明讲学活动逐渐衰微，明末各讲所一一倾圮。
至于阳明讲学活动在泾县、宣城县和太平县内的情形，泾县部分以水西会为代表，本章介绍了从水西会的创立、水西精舍的建构、水西书院的扩建、到后期的修复过程，以及后期主领水西讲会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如查铎、翟台、萧良榦、萧雍、徐榜等人的事迹与学问，旁及水西讲学者们在泾县所建的其他讲所。
阳明学在泾县的发展，曾一度获得当地大多数进士出身的学者们的支持，形成学术专擅的局面。
在学术上，这些学者虽然深受王畿的影响，但都持较折中的态度，主张修悟兼备，强调实事实行，这不仅响应了时议对讲学的批判，更符合讲学领袖们的官绅身份。
天启年间，书院中的祠祀有了转变，标志着程朱之学的兴起，也看到赵仲全、赵健父子之学在泾县取得影响力的过程。
宣城的讲学历史主要以志学书院和宛陵精舍为中心，在王畿和罗汝芳倡导下从事讲学，当地活跃的学者有贡安国、沈宠、梅守德、沈懋学、郭忠信等人，都是属于当地高层文人。
但这波讲学风潮显然在晚明中断，从文字记录，进入晚明（万历以后）我们只能看到陈履祥、施鸿猷等一群布衣学者们零星的活动，已失去高层文人和地方官员的支持。
《太平县志》的记载让我们看见太平县曾经存在着许多讲会活动，包括杜质的杜氏宗族主持的九龙会、与周怡家族关系密切的拾一会，以及邵汝行等邵姓学者主盟的五松会。
这些讲会并不是进士级士人的聚讲，而是与家族和乡镇生态有密切关系的组织，可能也都更接近教化民众的乡约。
[1]黎晨修，李默纂，《宁国府志》，明嘉靖1536年刊本，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1982年重印，卷2，4b～8a页。
[2]当然记录不全也可能是黄宗羲学术选择的结果，参见黄宗羲，《明儒学案》，卷25。
[3]《明史》，卷283，7276～7277页。
亦见，JohnDardess，AMiy，pp.220～221。
[4]见梁国治，《钦定国子监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年，卷33，13a页（362页）。
[5]嘉靖二十年（1541），邹守益五十一岁，因逢九庙灾，上疏力陈上下交修之道，触怒世宗，遂落职归。
关于邹守益的生平及历任官职，参见耿定向，《东廓邹先生传》，见《耿天台先生文集》，卷14，10a～29a页（353～362页）。
耿定向记邹守益曾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并言：“先生遵成宪，申章矩，立号册，俾出入相友，淑慝相规劝，歌诗习礼，六馆士相庆得师。”
宋仪望为之撰写的行状也述其担任南京国子祭酒时，兴起教化，一时士习丕然。
[6]戚慎，宣城人，字汝初，嘉靖十六年举人，二十三年进士，仕终楚雄知府，卒于楚雄，从祀名官。
见《宁国府志》，康熙十二年刊本，卷11，13a页（859页）。
[7]《宁国府志》对张棨（字士仪，别号本静）的记载如下：八岁能属文，十岁遍治诸经，十三岁居父丧，哀恸执礼如成人，十七廪诸生，究心时务慨然有经济志。
欧阳德为南祭酒，讲学，往从之，言下领悟，继从邹守益、钱德洪、王畿诸公游，锐意研求圣人可学而至，归筑室，聚徒讲论，兴起学多众。
倡建水西精舍，多延名儒，岁主讲会，由是水西之学名天下，年三十二卒，祀乡贤。
见庄泰英，《宁国府志》，康熙十二年刊本，卷18，91b～92a页（1518～1519页）。
又见施闰章，《修葺水西书院记》，收入《泾县志》，嘉庆十一年刊本，卷8，8b～10a页（754～757页）。
[8]王汝舟（字济甫）的生平，载查铎，《王处士安吾行状》，见《刻毅斋查先生阐道集》，东京高桥情报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三十七年序刊本影印，1991年，卷9，13b～16b页；又见《泾县志》，嘉庆十一年刊，卷18，16a～17a页（1501～1503页）。
[9]周怡，《与王济甫》，收于《周恭节公尺牍》，见《周讷溪先生全集》，道光二十年燕翼堂刊本，卷2，20a～21a页。
[10]即宝胜寺、崇庆寺、白云寺。
见《宁国府志》，康熙十二年刊本，卷5，22a～22b页（275～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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