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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当时大多数的读书人自然是这种“俗学”
精神的代表，因此这样的责难可以说是针对一群“没有名字”
（不能指名也不需指名）的士人群体而发，其目的与其说是真要纠举出俗学之子，毋宁是借此为自己画出一圣学的境域。
尽管当时士大夫们对科举影响下的士习多有严厉的指责，对于科举制度本身，却没有根本性的批判。
他们虽也提出改进的建议，例如，聂豹（1487—1563）主张以道德取士，王鏊（1450—1524）主张别开制科、专取博学宏词之士，但基本上他们仍视习举业为士之职志。
[18]换言之，虽然当时考试所带出的功利士习普遍受到批判，日益困难的登第情势迫使许多人必须另觅出路，[19]然而“仕”
仍然是明代士人心目中最崇高、最向往的出路。
那些关怀当时士习的士大夫并没有对科举制度提出根本的批判或改革，相反地，他们的学术主张与批判的声音则是必须依赖科举所提供的政治位势才得以发挥影响力。
同样地，王阳明的学说对于科举及作为科举取士标准的程朱学，也存有这种既倚赖又排拒的暧昧态度。
一方面，程朱学曾是王阳明最认真学习的课题，规范着王阳明学说的重要内涵与进程，程朱致力圣学的精神也是王阳明仰慕学习的榜样；另一方面，程朱学又被王阳明批评为违离圣人之教、不契入道之方，是阳明学说主要欲纠正的内容，而程朱官学主导的科举士习更是阳明学者攻击的对象。
王阳明学说与科举文化间这种复杂的依违关系，与阳明学者面对科举考试的态度相呼应，他们一方面相信科举考试应可发挥儒学所标榜的圣学理想及选才功能，是士人当然的职责与奋力之所在；另一方面又严厉指斥现实中考试的功利因素。
这种对于科举制度及制度背后的政治权力，抱持着既依附又试图超越之、既追求又不免指斥的态度，是了解阳明学派建构的关键之一。
虽然王阳明学说在某些意义上带有不驯于官方专制思想的大胆风格，但绝不是一种反抗既有体制与政权的革命学说。
相反地，从王阳明开始，企图在既有体制内争取圣学的正统性便是这学派的一贯努力，这项努力终于在万历年间获得实现。
[20]
另一个衍生于科举且与阳明学传播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便是当时日益增多的生员人数。
据何炳棣研究，随着全国人口总数的增加、经济的发展，受教育的人口总数也相应增加，16世纪初明代生员配额逐渐放宽，嘉靖年间正是生员人数急遽增加的开始。
[21]WilliamS.Atwell也指出从15世纪至17世纪，中国全国人口约增加一倍，而生员人数则大约从30000增加为600000。
[22]然而相对于准备应考的生员人数的激增，科举进士名额并没有增加，宪宗成化乙未年（1475）以后，几乎维持每三年录取三百名进士的定额。
[23]余英时征引文徵明（1470—1559）的说法，指出苏州地区每一生员在三年之中可以成为贡生或举人的成功率仅有三十分之一，更具体说明当时生员日盛、科举日难的情形。
[24]
对个人而言，登第的困难延缓了出仕的时间，也增加了游学求友的时间，可以更多参与诗社和文社活动；[25]就社会结构而言，当时地方社会拥有这样一批有闲无职、具活动力、足以吸收新知的智识群体，对于社会活动则具有相当冲击。
这些没有正式官职、身份介于士大夫和庶民间的生员，成为地方社会重要的活动者，晚明许多社会运动中便可见他们参与的身影。
[26]而阳明学之所以可能在各地以定期讲会的方式蓬勃发展，也与当时结集在地方社会中的众多生员群体息息相关。
换言之，阳明学在挑战程朱理学、纠正科举士习、恢复圣学精神的旗帜下，主要争取的听众就是这批具政治潜力的生员，而实际在各地参与阳明讲会的人士，也以当地的生员为主。
综合上论，阳明学在明代的发展与当时的科举文化息息相关，它既是衍生于科举制度下的学术活动，吸引习举业的年轻士子们为主要听众，也必须依靠科举带出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来作为学派发展的资源。
然而，它又大胆地批判科举的功利士风，反对程朱官学，试图开创一取而代之的新学派。
而无论是倚赖或批判当时科举的种种文化现象，科举都是阳明学派发生的重要历史背景，也是研究阳明学不可忽略的历史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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