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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似顺论·分职》）又：“明君者非偏见万物也，明于人主之所执也。
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
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
（《吕氏春秋·审分览·知度》）又：“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愎过而恶听谏，以至于危。”
（《吕氏春秋·似顺论·似顺》）这些语例都是讲君主不要管过多的事，只要抓住用人这一根本，一切都解决了。
用人，自然是用德才兼备的士人。
君主选择这样的人为官，其任务就完成了，其余的事就由士人来做好了。
这是十分露骨的分权要求，是士人阶层限制君权的努力。
秦国士人阶层的这种与君主争权的努力最后以吕不韦被杀及稍后的焚书坑儒而结束，君权获得了绝对胜利，但秦朝的短祚不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秦始皇及二世顽固抵御士人文化制衡的必然结果吗？
也许是吸取了秦朝的教训，汉以后的帝王对士人阶层的文化制衡一般不再以明显的政治手段来抗拒了。
或者说，他们以某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种制衡。
汉代学术官方化的过程由太学及各级官学的建立以及经学博士的设立而渐趋完成。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
使儒家学说又在各派学术的角逐中取得官方认可而成为正统。
官方对儒学的正式确认产生了两种效应：一是以君权为核心的政治体系自觉接受了儒家社会文化价值观，从而使士人阶层的“文化制衡”
策略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二是在这一接受过程中，儒学原有的超越性、批判性被大大削弱，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以教化百姓、稳定既定社会秩序为主要功能的官方意识形态。
因此，儒学官方化实际上是在新的社会形态下，士人阶层与君权彼此让步、相互融合的产物。
这说明，当汉代士人不再有先秦士人那样“朝秦暮楚”
“士无定主”
的自由之后，其主体精神与独立意识就大打折扣了。
士人阶层不能不努力争取天下最高统治者——君主的认可以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
同时，这也说明，当统治者悟到天下可以由马上得之却不能由马上治之的道理后，也急需承担着文化知识的士人阶层来参与统治。
统治者要利用士人文化，同时就不免要受到这种文化的制衡；士人要使自己的文化被统治者接受，同时就不能不以削弱主体性、批判性作为代价。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汉代以后的主流学术文化是在士人阶层与以君权为核心的统治阶层（君主、大贵族、大官僚）之间所形成的某种张力平衡的产物。
士人文化制衡着君权，君权又影响着士人文化，二者既彼此依赖，又各以对方为改造的对象。
这大约就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既有规范君主、制衡君权的一面，又有尊崇君主、维护等级制的一面的主要原因了。
但君权并不总是掌握在君主手中，在许多情况下，不是君主而是君主周围的外戚（后族）或宦官近倖掌握着最高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士人阶层与君权的矛盾就表现为士人及其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与宦官外戚之间的冲突，并且士人又常常是以维护君主利益的姿态出现的。
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
，明末的东林党人是比较突出的例子。
当权者对士人的镇压绝不比对农民起义的镇压手软些，只要那种维持二者之间张力平衡的纽带被崩断，他们就势同水火了。
这说明，士人阶层的独立性、主体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完全丧失，只是在表现上有隐有显罢了。
当东汉之末三万太学生在士林领袖的号召影响下，品核公卿、量裁执政、互相题拂、高自标置之时，士人阶层的主体意识与独立精神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这种情形可以说是“文化制衡”
策略的极端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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