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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并不将自己的思想限制于儒家学说的范围之内，相反，倒是更多地倾向于道释精神。
苏轼尝作《毗陵易传》，多以道释之学以阐发《易》理；苏辙尝作《道德经解》亦取儒道杂糅之路。
朱熹驳苏轼云：“苏氏不知仁智之根于性，顾以仁智为妄见，乃释、老之说。”
（《宋元学案·苏氏蜀学略》）又斥苏辙云：“苏侍郎晚为是书，合吾儒于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可谓舛矣！
然其自许甚髙，至谓‘当世无一人可与语此者’，而其兄东坡公亦以为‘不意晚年见此奇特’。
以予观之，其可谓无忌惮者与！”
（《宋元学案·苏氏蜀学略》）由此可窥文章派学术倾向之一斑。
文章派真正有取于道释的，其实是一种人生态度，或者说是一种自救之术。
他们凭借道释精神来解脱心灵痛苦，超越于进退荣辱之上。
苏轼一生极为坎坷。
他在新旧两党的政治角逐中屡受打击，但他基本上能够保持心理平衡，并创作了大量令人惊叹诗文作品。
他的达观精神主要得之于道释之学。
苏辙说其兄“后读释氏书，深晤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正是由于道释的形上追求和出世精神，苏轼才能那样以超然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不平遭遇。
对于文章派而言，儒家思想激励他们积极进取，恪守职守，在政治生活中努力有所建树；道释思想则又使他们潇洒自如、超越于穷达之上，在精神生活中获得心灵的自由。
进与退、入世与出世、执着与达观、务实与超脱在他们身上奇妙地统一起来。
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三大体系：儒、道、释在士人人格境界上的一种成功的融合。
总观经术、道学、文章三派士人之人格境界，实为中国古代士人人格的三种基本形态。
经术派所代表的是那些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士人群体，其思想基础除儒家的救世精神之外，还吸收了管子、子产及法家的思想因素。
此派士人是政治家，是实用主义者，故而不大关心形上之道，也不追求超越的人格理想。
文学对他们来说首先是“治教政令”
的工具，其次是陶情冶性、自我消遣的手段。
此派之末流则是那些仅仅热心于功名利禄的俗吏。
道学派是儒家心性之学的弘扬者。
他们也有取于道释之学，但这主要是在运思方式的一面。
对于老庄佛禅的出世精神，道学派是坚决拒斥的。
这派士人欲以文化制衡策略来规范社会，要将儒家之道推行于天下。
他们在人格境界上追求个体心灵的完满自足与和畅愉悦，故而他们不需要借文学来**，文学对他们来说除了“载道”
之外，几乎别无他用。
此派士人的末流则是那些假道学、伪君子或循规蹈矩的腐儒。
文章派虽也积极入世，关心社会政治并努力有所建树，但在人格境界上他们却是真正的达观主义者，他们所追求的是心灵自由与怡然自得，这是一种真正的审美境界，因而此派士人十分重视真正的文学，并将文学视为自己心灵世界的直接呈现。
他们对文学不像经术派、道学派那样持工具主义态度，文学本身就是目的，是情感意念的自然流露。
此派末流则是那些雕章琢句的诗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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