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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是士人救世意识的一种变体，其特点是对君权的维护压倒了对君权的制衡。
老子之学在战国中晚期则衍化为以自救为主的庄子之学与为君权服务的黄老刑名之术。
墨学则发展为名理之学，其救世意识大大削弱了。
到了秦汉以后，随着文化形态的丰富完善，士人阶层的救世意识在文化上主要表现为三种不同形式。
一是恪守先秦诸子以道抗势的传统，积极建构以形上之道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试图从根本上为社会建立价值准则，为君主立法度，秦之《吕氏春秋》、汉之《淮南子》、唐代韩愈之“道统”
论均是如此。
二是遵循荀学精神，积极关注社会政治，为君主确立统一意识形态，并教化百姓的文化倾向。
汉之陆贾、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晋之傅玄，唐之孔颖达、魏征均是如此。
三是以诗文为武器来达到讽谏君主，教化百姓的目的。
汉之《毛诗序》《诗谱序》，唐代陈子昂、杜甫、白居易之文论、诗论同属此类。
所谓自救有两层含义：一是生命的自我保护，二是心灵的自我安顿。
要做到生命的自我保护并不难，只要退隐即可。
最为士人关心的是如何安顿自己的心灵。
他们找到了两种文化方式：一是借形上之道以完成心灵提升，超越社会；二是借诗文书画以陶冶性灵，摆脱尘俗。
前者的最高境界是形上价值之域，后者的最高境界是审美之域，这两种境界有其相通之处，那就是都使心灵获得自由。
这两种自救方式都在魏晋南北朝士人手中得以完满成熟，又均为后世士人所奉行。
因此，以救世与自救为基本价值维度的士人文化在其成熟、定型之后呈现为三种基本形态：一是形而上学，二是经世之学，三是文章之学。
在不同时代或者不同经历的士人那里对这三种文化形态有不同的选择，但一般并不形成彼此间明显的对立与冲突，只有在北宋时期，这三种文化形态出现了较为激烈的碰撞，并由此而产生三种明显不同的文学价值观。
下面，我们即从考察北宋时期士人心态入手，来研究这三种文化形态各自的特质及其对文学的不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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