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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不敢像孟子那样明言做“王者之师”
，但他认为“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
，那么，今之君主并非圣人，自然更应有所师从了。
除了这一目的之外，韩愈亦与孔孟一样，要做士人阶层的精神导师。
那么，韩愈为什么敢于不顾他人之讥笑嘲讽而“抗颜为师”
呢？他是要像孔、孟那样成就一个道统，亦即确立一种社会价值观体系，从而向上规范君主，向下教化百姓。
“道”
不能独行于世。
它必须因人而存，“师”
即传道之人，因此，欲行大道，先要弘扬师道。
韩愈要冒风险而为人之师并著《师说》以论之，目的即在为人们做一个表率，使社会重振尊师重教之风，这样方能将天下士人从追名逐利的昏昧之中唤醒，使他们在仕途之外别开一个精神领地。
如此，士人阶层方能成为精神文化的主体，“道”
的主体，才能作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去影响社会政治。
因而，韩愈之论“师”
，正是遵循了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的遗训。
他有志于行古人之道，目的是继承古人以道制势的文化主体楕神；他敢于抗颜为师，目的是号召士人阶层振奋精神去做道的承担者，而其道论师说之要义则在于重新安排社会价值秩序，这是传统儒家救世意识的体现。
（四）韩愈的古文理论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代表者。
他倡导古文亦如其提倡师道一样，主要在于弘扬古人之道，亦即激发士人阶层的独立精神与文化主体意识。
其云：“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
（《答李秀才》）又云：“愈之为古文，岂独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题哀辞后》）他以道为文辞之本，故其反对骈文提倡古文有如下两个原因：一是骈文乃六朝士族文人追求个体精神愉悦的产物，目的是炫耀文采和自娱，故轻内容而重形式，这就不宜于作为载道之文了。
二是古文乃先秦两汉之文，道既为古道，文亦宜用古文。
因而在内容上倡导古人之道与形式上提倡古人之文是一体两面。
在此前提下韩愈又提出一系列具体的古文准则，亦均与其基本目的密切相关。
其一是养气。
其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
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答李翊书》）养气之说由孟子而来，是指通过自我修持而培养起一种充沛强劲的道德精神。
在韩愈看来，这种道德精神乃是为文的主体条件，故其云：“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答李翊书》）文乃载道之器，必先得道，而后方有妙文，倘不达于道，则文亦失却依傍，不能成其为文。
因此在韩愈看来，个体道德精神的自我培养可以说是为文的第一要务。
其二是能自树立，陈言务去。
其云：“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
（《答李翊书》）又云：“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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