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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这都说明韩愈的“道统”
之论的确有其真知灼见。
然而，“道统”
之说的深远意义却并不在其指出了一个客观事实。
它反映了唐后期儒家士人以道自任的强烈主体精神。
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君主不足以行大道于天下，只有士人自身才能做到这一点。
他们要像孔、孟那样做“道”
的承担者，并以之重新安排社会价值秩序。
他们固然依然看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但其前提条件是君主自觉接受士人提出的价值准则，去做一个合圣与王为一体的君主。
如果与唐前期士人相比，以韩愈为代表的唐后期士人不再仅仅以做一名君权之下的御用工具为满足，不再以为君主建功立业最高理想，他们更要做社会价值观的建构者，做“道”
的承担者。
这样，他们就隐然将自己摆到了在精神上高于君主的位置上了，而这正是先秦士人“为王者之师”
“格君心之非”
精神的体现，是士人阶层独立意识与主体精神的重新觉醒。
当然，唐前期士人也时时在规范、引导着君主，如魏征的《十渐不克终疏》、陈子昂的《谏用刑书》等，都是批评、劝谏君主的名作。
但与韩愈相比，唐前期士人对君主的规劝、批评基本上都限于具体政事和行为，其目的仅仅在于巩固君权、安定社会。
韩愈除此之外更突出了“道”
的地位，就是说，他要建构一个价值观体系来制衡君权、安排社会秩序。
这样，他就不仅是以“臣”
的身份在说话，而且是以“师”
的身份在说话了。
苏轼说韩愈“匹夫而为百姓师，一言而为天下法”
虽为誉美之辞，却也揭示了韩愈与唐前期士人之不同处。
简言之，唐前期士人充其量只是欲做能“补察时政”
的忠臣良吏；韩愈却是要做为天下法的“王者之师”
。
在这一点上，他与宋代大儒完全一致，故而宋儒认为他“于大体处见得”
。
（三）韩愈之论“师”
尊师重教本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优良传统。
在韩愈之前“师”
有三层含义。
一是教人读书识字，即所谓“蒙师”
。
二是教人以章句训诂之学以解读经义，即所谓“经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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