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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诗人们在“太康盛世”
的短暂安定繁荣的时期已无深沉的个体情感时，他们就只有在形式上下功夫了。
二是玄学色彩。
“正始之音”
是在玄学初兴时期的诗歌，自不免受到此风熏染，更何况“正始之音”
的代表人物又恰恰是玄学第二期的主要角色。
“建安风骨”
“悲”
而“壮”
，“正始之音”
“悲”
而“玄”
。
这种“玄”
的新特质在永嘉之后的“游仙诗”
“玄言诗”
中大大膨胀。
在这个意义上说“正始之音”
可以说是“游仙”
“玄言”
诸诗派之始作俑者。
从上述两种诗歌新特质的角度看，对整个六朝诗歌发展形成直接影响的是“正始之音”
而不是“建安风骨”
。
或者说，“建安风骨”
的阳刚之气只是在左思、刘琨、鲍照等少数诗人的作品中透露出余韵，而“正始之音”
的玄微雅丽之风却波及整个两晋四代诗坛。
（三）阮籍与陶渊明之比较
应该说，以阮籍为代表的“正始之音”
与陶渊明的田园诗都是在玄学精神影响下产生的。
二者又都是在收敛了文学外向性功能之后的个体生命体验之歌。
但它们的区别依然是很明显的。
概括而言，阮籍的诗是纯粹的孤独者心声之流露。
它的意境是在灿烂的星、朦胧的月照耀之下一个孤寂无依的灵魂在清风徐徐的田野里踽踽独行。
陶渊明的诗是挣脱尘锁、回归自然之人对田园清新气息的吟唱，其意境是一位达观的农夫在繁花茂草、清泉潺潺的山路荷锄而行，是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
两位诗人都以个体生命存在为本位，但一个是上下求索而无以安顿心灵，故整日处于痛苦、迷惘、无所适从的惶惑之中；另一个却将个体生命融汇于自然宇宙的大生命中，与大化流三行的生命之流相俯仰。
这样他就找到了心灵寄寓之所，终于升华于心灵至乐之境。
阮籍虽拒斥流俗，却无法找到退身之处，除了表面的放浪形骸，大醉终日以外，再无以证明自己与俗士之别；陶渊明却将回归自然、躬耕陇亩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因而这种生存方式也就成为有效的超越方式与解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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