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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自是汉末魏晋以来动**不宁的社会现实给他造成的刺激之反应。
三是对“无君”
社会的歌颂与向往：“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泛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
山无蹊径，泽无舟梁。
川谷不通，则不相并兼；士众不聚，则不相攻伐。
是高巢不探，深渊不漉；凤鸾栖息于庭宇，龙鳞群游于园池……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
万物玄同，相忘于道。
疫疠不流，民获考终……”
《抱朴子·外篇·诘鲍》，这是一幅万物并作，物我一体，适性而为，绝假纯真的上古初民生活图景。
其思想来源自然是老子“小国寡民”
的社会理想。
从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角度来看，鲍敬言的这种社会理想当然是缺乏积极意义的，但从士人阶层的独立性、主体性以及制衡君权的角度看，则这种观点与孔子的礼乐社会、孟子的仁政国家之理想并无不同，它们都是一种社会乌托邦。
其意义与价值本就不在能否实现（因为它们同样是无法实现的）上，而在于这种理想本身对现实所具有的规范、引导、批判与超越上。
儒家以“进”
的方式，道家以“退”
的方式来消解君主意志，将士人文化价值观当作裁定君主价值的依据，将君主纳于士人文化话语系统的规范之下，这就是士人对君权进行文化制衡的核心所在。
至于这种文化制衡策略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实际效应，则又取决于代表着文化系统的士人阶层与代表着政权系统的君主之间各方面力量的比例关系。
鲍敬言的“无君论”
思想是士人阶层对君权予以文化制衡的极端化表现。
在诸子时代，这种制衡主要表现为对君主的限制、引导，即使老子讲无为、杨朱倡为我，也还不至于公然否定君主存在的价值。
到秦汉之后，士人对君主的态度更有所收敛，他们大抵是先将君主抬到“天子”
的高度，然后再借“天”
来警戒劝诱君主。
董仲舒可视为这种制衡策略的代表。
此外，在儒家士人中，诸如陆贾、杨雄、王充、荀悦、王符、仲长统等人都为以文化之力规范君权做出了很大努力。
例如，陆贾认为“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
（《新语·无为》），并以虞舜、周公为例说明无为之利，以秦皇、李斯为例说明有为之害，这是对汉初统治者的警戒，并且取得了实际效果。
他还劝君主要“慎微修身”
，不可“失度”
，不能“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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