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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亚里士多德的文学价值观是对古希腊悲剧的总结；布瓦洛的文学价值观是对高乃依、拉辛等人的古典主义文学的总结；俄国19世纪三大批评家的文学理论是对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总结；等等。
这种文学价值观一经产生，对文学的进一步发展立刻表现出重大影响，但就其产生而言却是在文学创作之后的。
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的生成却不尽如此。
一般说来，那些关于创作技巧、艺术风格等方面的文学观念也都是对创作实际的概括与总结，而那些关于文学价值功能的观点却往往是来自于某种先在的思想观念。
就儒家文学观念而论，它在处于萌芽状态时主要地即不表现为对文学创作的归纳总结，而是表现为儒家道德观念和历史使命感的转化形式。
至于后世历代儒者，他们的文学观念就更不是在文学自身的发展中汲取营养，而是返归道儒家先哲那里去寻求理论依据的。
这样一来，文学的发展与文学价值观就常常处在不相一致的背离状态了。
又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漫长的渐进式的发展过程，缺乏飞跃式的进步，故而中国文学也基本上没有充当过时代精神的先锋，相反，它总是在一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发展演变的。
有时，由于某种社会的原因，儒家的入世精神失去了主导地位，道释的隐退意识大盛，这时候文学就会出现“失控”
状态：文学一方面按照自身规律发展，在形式技巧和艺术风格方面出现突破；另一方面它又受到时代精神的左右，从而成为纯粹的个体精神的娱乐形式，其社会功能被忽视了。
但不会太久，便必然会有儒家传统的捍卫者起来对文学进行自觉规范了。
这样一来，文学价值观与文学创作之间出现某种共时性的背离就带上了必然性特征。
齐梁、隋末唐初、中唐、宋初、明初的情形都大抵如此。
从更深层的原因上看，文学创作与文学价值观的背离则植根于士人阶层固有的人格冲突。
中国古代士人一般都有“进”
（救世）与“退”
（自救）两种人格维度。
“进”
的维度又有两种表现形式：高尚的一面表现为胸怀济世大志，以天下为己任；鄙俗的一面表现为追求高官厚禄、荣华富贵。
“退”
的维度也有两种表现形式：高尚的一面表现为洁身自好，追求人格境界的完满自足和形上价值本原；鄙俗的一面则表现为游戏人生、玩世不恭。
在某种特殊社会经济条件下，士人们既失去了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又缺乏追求人格境界与形上价值的兴趣，于是就只有沉浸于感官享受和追求时尚了。
这时他们没有独立的精神人格，也没有高层次的精神寄托，虽也吟诗作赋，不过是打发时日、自命风雅而已。
这样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就只能是有气无力的靡靡之音。
这种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又会触发起隐伏于一些士人心中的“进”
的精神，他们就会重新倡导一种富有进取精神的文学价值观。
士人阶层原是一个比较闲散自由的社会阶层，他们去建功立业也罢，去修身养性也罢，都只是一种自我选择，并没有人去逼迫他们。
因此，古代士人大都有比较激烈的内心冲突：一方面求舒放闲散、自由自在；另一方面又自我节持、自觉自律。
过于闲散时，节持就来了；过于节持时，舒放就来了。
个体士人是如此，整个士人阶层也是如此。
这是一种士人心态转变的规律，其结果必然影响到整个学术文化和文学观念。
造成这种心态转换的外在原因自然是特定的社会状况，而其主体原因是士人固有的人格二重性。
由于这内外两种原因的作用，士人的社会心理就呈现出一张一弛的交替变化状态，文学创作于文学价值观的背离现象也就在士人心理这一张一弛的变化中表现出来了。
由于这种背离现象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具有必然性，因而亦可视为古代文学价值观生成发展的一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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