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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安丙安排安蕃任随军转运就是为下一步对金军事行动做准备。
安蕃墓志铭将联夏行动、稳定东军、安蕃任随军转运放在一起讲，可见几件事情有内在关联。
安丙一贯对金取攻势，宋嘉定七年安丙罢制置大使就是因为不执行朝廷以史弥远为首对金“和好”
政策，而擅自发动对金秦州之役。
当然，对金采取攻势，发动军事行动，必然可以争取到更多支配财物的权力，士兵的待遇也可以随之提高，士兵在某种程度上愿意打仗。
所以，红巾之乱时，叛军痛恨主和的董居谊、杨九鼎，而对一贯主战的安丙寄予厚望。
将领要复杂得多，他们虽然希望借军事行动获取资源、谋求晋升，但也考量上司取向、获胜把握等因素。
军事行动的必然结果是耗费资源，导致地方残破，朝廷不得不审慎地在牵涉面极广的和与战的问题上搞好平衡，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动**。
当时，重新起复为宣抚使的安丙积极推动联合西夏对金军事行动，这既是他的一贯主张，另外，这也是南宋川陕特殊政治军事格局决定的。
四川宣抚司这种以军事国防为主导的特殊地方行政体制，多数时候，不得不在战争—消耗与裁军—叛乱间做出艰难选择。
从长远的角度看，川陕边境面临金人强大的压力，和平没有可靠的保障，战争是常态，安丙积极主战也是纠正董居谊执行主和政策导致的各种问题，重整边防，争取资源，安抚士卒，达成一种尴尬的平衡。
所谓尴尬的平衡，是因为朝廷不可能长期容忍超额的军费开支，尤其是长期而又未见成果的高额军费开支，所以宣抚司和武将都必须要用胜利来证明给朝廷看军费开支的效果；而战争意味着宣抚司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资源，朝廷必然不能容忍这种地方势力坐大，造成对中央权威的威胁，新一轮的主和裁军、收紧军费就要开始。
嘉定十四年（1221）继任的四川制置使崔与之就一反安丙所为，主和、绝西夏联兵要求，裁减军费。
从安丙到董居谊、再到安丙，再到崔与之，朝廷就是在力图把控蜀口军政这种尴尬的平衡。
南宋四川制置司（宣抚司）既不可能久战，也不可能久和，除朝廷取向和金人入侵等原因外，其体制上已经埋下了两极摇摆的内因，制置司（宣抚司）必须在和、战上找好平衡，安丙在宋嘉定年间四川任上的仕途起落基本暗合这一规律。
安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接受随军转运的任命，他在这一任上是卓有成效的：
君闻命，引道未至，令曰：“比岁冬夏之交，寇乘间再入，民未复业，馈饷用艰。
今日使指非招集忠义，按视营屯，惟先劝谕流民，各归土著，乘春耕种。
且检视仓廪，督促移运，务以实边备，安人心”
，民闻之喜。
凡漕运物料糗粮茭藁，夙夜尽瘁，漕四十二万三千七百六十石，驮户不该封桩并由子不到等钱四十三万六百劵有奇，籴二十万一千二百石，以置口漕至西和、鱼闗至白环，每石且以费钱一十七劵、米一斗七升之约，为总所省三百四十二万六百五十九劵、米三万四千二百六十五石。
初出边，仅有两月之积，未几，可支半年。
[16]
立碑后一个多月，巩州之役开始，“（安蕃）假参议官同措置副戎司边事，君酌酒饮诸将，愿毋杀戮，毋焚毁，以诞布我国家不嗜杀人之意。
皆闻命感慨。
自丙申出师，己酉饮至，不料三路丁直不起，利路全夫，则君密赞之力也”
[17]。
看来安蕃仍是继续负责运输保障工作，而且在其他三路丁夫征调不起的情况下，他动员利州路丁夫全部负担了这次战争的后勤保障，其人是相当干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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