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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编》对此也有记载，可以与《李志》互证：熙宁四年七月“乙未，录延州振武副都头崔达子遇为三班奉职，赐其家绢百匹。
初，达为西贼所执，驱之至啰兀城堡下，令呼城中曰：‘抚宁堡已破，可趣降’。
达伪许之而反其辞，遂被害，边吏以闻，故追录之”
[31]。
崔达就是《李志》中被西夏俘获的那个士兵，上报追赏崔达的就是李宗师。
李宗师守城期间，朝廷对弃守啰兀充满争议，而韩绛也调兵前往解围，诸事条理纷繁，分而叙之。
筑守啰兀期间，关于啰兀城是守还是弃的问题从中央到陕西前线官员意见不同。
朝廷主张坚守的主要是宋神宗，宋神宗此时对西夏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是啰兀城之役的实际谋划推动者，赋予韩绛两路宣抚使的重权，指挥对夏军事行动，即所谓“得旨出师”
[32]。
派范育体量河东，也是宋神宗怀疑吕公弼、张问沮坏堡寨修筑。
一直到后来决定弃啰兀等堡寨，宋神宗仍认为“绥、麟通路在理可为”
，“啰兀城非不可营，但举事仓猝为非”
。
[33]王安石不是很赞成对夏攻势，他引用魏徵的话“中国既安，远人自服”
，吴充说：“先于治内”
。
[34]在是否弃守问题上，王安石认为“筑堡则致寇”
？“倘不需筑堡运粮，则存而守之无害”
“陕西人力疲困，难于供馈”
，实际主张弃守。
[35]陕西前线宣抚使韩绛、知延州吕大防、书写宣抚司机密文字杜诩、种谔等人贯彻宋神宗的指示，积极推动啰兀等堡寨兴筑。
而河东经略司吕公弼、王庆民等人均认为啰兀城不可守。
[36]前已言知庆州赵卨、太原走马承受李宪亦言啰兀城不便。
朝廷派出奉旨体量河东的范育，按视啰兀城、抚宁城的张景宪、李评都认为不可守。
张景宪认为啰兀城“邈然孤城，凿井无水，无可守之理”
；李评使还，亦言：“入鄜延界询求啰兀城利害，无一人言便者，乞速毁废，以解一路之患。”
[37]当然，啰兀城中苦苦坚守的李宗师未必知道高层对啰兀城弃守的争论。
虽有很大争论，但宋神宗主张进取坚守，所以啰兀守城计划继续执行，直到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事态发展方向：韩绛调庆州兵解围激起兵变。
啰兀围城告急，韩绛命庆州出兵牵制。
由于征调急促，人不堪命，二月二十四日庚辰，广锐军士卒拥吴逵发动兵变，关陕震动，此距抚宁城陷落仅六日。
朝廷忙于应付，急命郭逵知永兴军，处置紧急事态。
[38]变生腹心，朝廷无暇继续坚守，最终在三月十八日癸卯，诏弃啰兀城。
[39]《李志》：“虏知城不可拔，因请和。
忽有暴风自南来，尘埃蔽天，虏疑有援兵至，引众遁去。
同时筑者七城，皆不能守，独啰兀赖君以完。”
西夏最终未能攻下啰兀城，可能已经先行撤退；宋军决定弃城是变生肘腋。
西夏的战略是不强攻城，攻城非西夏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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