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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早在2002年便开始了关于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但由于社区矫正是我国非监禁行刑方式，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和国家刑罚、行刑制度的博弈与权衡，法律地位不明确始终是制约该制度开展的最大瓶颈之一。
此次《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引入社区矫正制度，赋予其明确的法律地位，将极大地推进社区矫正制度的司法实践。
宽严相济是我国现行的基本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连接犯罪学和刑事立法的天然桥梁，基于刑法立法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强烈需求和刑法司法中存在的运用隐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要作用领域在于刑法立法，其功能主要体现在指导犯罪圈的“缩”
与“放”
，刑罚结构和刑罚执行的“宽”
与“严”
。
从刑法修订由修正案（一）到修正案（八）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已经在指导刑法立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是我国刑事立法政策获得鲜活生命的良好起点，相信我国刑事立法政策的自身完善和在其指导下的刑法立法进程都将生生不息地推进下去。
[1]高维俭：《刑事政策的和谐化——议论我国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刑事政策改革思路》，载《河北法学》，2007（10）。
[2]马克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刍议》，载《人民检察》，2006（10）。
[3]赵秉志：《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宏观问题论要》，14页，载赵秉志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构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4]储槐植、赵合理：《构建和谐社会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实现》，载《法学杂志》，2007（4）。
[5]马克昌：《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载《中国法学》，2009（4）。
[6]高铭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载《法学杂志》，2007（4）。
[7]杨良文、施正君、陈长回：《浅谈影响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落实的问题与对策》，载《法学与实践》，2008（2）。
[8]关于对这种主张的驳斥，上文已详尽论述，此处不赘。
[9]赵秉志：《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宏观问题论要》，载赵秉志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构建》，14页，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10]马克昌：《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载《中国法学》，2009（4）。
[11]储槐植、赵合理：《构建和谐社会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实现》，载《法学杂志》，2007（4）。
[12]储槐植：《再说刑事一体化》，载《法学》，2004（3）。
[13]汪明亮：《刑事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载《法学论坛》，2009（6）。
[14]喻义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地位分析》，载《经济研究导刊》，2010（36）。
[15]卢建平、翁小平：《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典化》，载《人民检察》，2010（17）。
[16]刘根、罗欣：《“宽严相济”
：一个被误读的刑事政策》，载《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17]张海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解读》，载赵秉志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构建》，70页，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18]侯宏林：《刑事政策的价值分析》，103～104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19]卢建平：《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应然追求》，载《法学论坛》，2007（5）。
[20]卢建平：《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应然追求》，载《法学论坛》，2007（5）。
[21]已有学者提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给司法适用带来的困境，如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多是一些原则而笼统性的规定或者要求，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和指导性。
再如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刑事司法必须更加严格和合理地贯彻罪刑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责刑相适应和正当程序等刑事法治原则，达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用与刑事司法基本原则（包括法律规范）之间的契合，是摆在法律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丁寰翔、陈文晖：《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载《前沿》，2010（15）。
[22]付立庆：《“刑法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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