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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节选）[1]（汉斯·罗伯特·尧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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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历史上，创作和接受一部作品都面临着当时的期望视野。
期望视野的重建在另一方面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即提出问题，而对这些问题文本已经提供了一种回答，从而推断出过去的读者是如何看待和理解这部作品的。
这条途径修正了古典的或者正在现代化的艺术鉴赏的鲜为人知的标准，并避免了对普遍的时代精神循环不已的追究。
这条途径指出了对一部作品以往的理解和今天的理解之间阐释学上的差异，使人们意识到了这部作品的沟通以往和今天两种立场的接受历史，从而使那个看似不言而喻的结论——文学文本中的文学性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解说者每时每刻都能直接理解其客观的、一旦赋予即永不消失的意义——成为一个颇有疑问的正在柏拉图化的语文学形而上学教条。
接受史的方法[2]对于理解很久以前的文学是必不可少的。
倘若一部作品的作者不知其名，他的意图不能确证，他的渊源关系和师承关系只能间接地推断了，那么只要把文本从文学作品的背景中提取出来，就能轻而易举地回答下列语文学问题——应该怎样“如实地”
，即怎样“从文本的本意和时代”
去理解文本。
因为作者总是或明或暗地假定他同时代的读者了解这些文学作品。
《列那狐故事诗》[3]最古老分支的诗作者预料到——正如他的序诗所表明的——比如，他的听众知道像特洛亚故事和《特里斯坦》[4]这样的小说，英雄史诗（sdegeste）[5]和滑稽故事诗（fabliaux[6]），因而会对列那狐和伊桑格兰狼这两个男爵之间闻所未闻的战争极感兴趣，因为这场战争将使一切熟识的东西黯然失色。
而上面提到作品和类型则在以后的叙述过程中统统都被顺带嘲弄一番。
这部很快就出了名的作品第一次采取了与所有直到当时还在流行的英雄文学和宫廷文学相反的立场，而它赢得了法国以外的广大读者这个成就，的确也从这个视野转变中得到了说明。
语文学的研究长期以来误解了中世纪的《列那狐》本来的讽刺意图，也误解了把动物本性与人的天性相类比的讽喻意义，因为这种研究自雅各布·格林以来已经同关于纯粹的自然诗和单纯的动物童话的浪漫主义观念难解难分了。
为了举出第二个例子说明正在现代化的标准，我们同样有理由批评法国史诗研究自贝迪埃以来不自觉地在依靠波瓦洛的诗学标准过日子，在按照单纯部分与整体的和谐、或然性以及其他等标准评价一种非古典的文学。
语文学批评方法显然没能依靠它的历史客观主义避免这样的问题，摈除自身的解说者仍然把他自己预先的美学理解力提高到并未被人承认的标准，并对以往文本的含义不加思考地加以现代化。
谁若以为解说者似乎只要站在一个历史之外的位置上，超越他的前人和历史上的接受所产生的所有“错误”
，并且一头钻进文本里就一定能够直接领悟一部文学作品“永远正确”
的含义，那么他说“掩盖了影响史上历史意识本身也卷入的交织牵缠”
。
他否认“不是任意而是基本的、并主导他自己的理解的先决条件”
，只能虚构出一种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事实上取决于其问题提法的合法性”
。
[7]我在这里采用了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对历史客观主义的批评。
他在《真理与方法》中把作用史（这个历史试图从理解本身提示出历史真实）的原则看做是提问与回答的逻辑在历史传统上的一种应用。
“要想理解一个文本，须先理解一个问题，而文本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
，这是科林伍德的论点。
在对这个论点的深入探讨中，加达默尔指出，重建起来的问题不再可能存在于它原先的视野中，因为这个历史视野始终包容在我们当前的视野中：“理解始终（是）这些被认为独自存在的视野的融合过程。”
历史问题不可能独立存在，它必然转入“对我们来说已成为传统”
的问题。
由此，雷内·韦勒克曾用以说明文学批判的窘境的那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韦勒克的那些问题是：语文学家应该从历史的角度，还是按当前的立场，或者按“几个世纪的评判”
来评价一部文学作品？衡量一般历史的实际标准有可能如此褊狭，以致使用这些标准只会使一部在其作用上发挥过很大的意义潜力的作品变得可怜起来。
当前的美学评论将会偏爱一种符合现代口味的作品规范，对所有其他的作品，则仅仅因为它们没有再显现在它们那个时代中的功能而做出不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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