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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内阁错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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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虽然说是对一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回应，是要终结皇权，重建民权。
但就这场革命具体情形说，显然具有偶发性，并不是历史因果链条中的必然。
导致这个偶发事件的其实就是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清廷不慎将责任内阁办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第二件就是这个皇族内阁发布的第一号文件竟然是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由此将清廷先前十多年苦心经营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全盘颠覆，甚至连带着将清廷送进了历史。
清廷对立宪的让步
责任内阁是君主立宪国家的必然选择。
所谓君主立宪其实就是用宪法去约束君主的权力，将管理国家日常事务的权力交给内阁，君主在许多时候不再处于权力要冲，不再成为各种政治势力觊觎的焦点。
大位不可争夺，这当然有助于国家政治稳定。
清廷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对此已有足够政治考量，所以到了后来宣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立宪日程时，成立责任内阁都是立宪预备中的应有之义，并没有什么人对此产生怀疑。
这一点在朝野之间早就达成了共识，并不存在障碍。
朝野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时间，即何时召开国会，何时发表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名单。
从朝廷的立场说，他们希望按照预备立宪清单一步一步去实现，而政治情绪被调动起来的民众由于外交危机一再刺激，总希望朝廷根据变化的情形调整方案，尽早召集国会，成立责任内阁。
那几年一波又一波的国会请愿运动，其主旨就是这样几件事。
对于民间呼吁，朝廷其实一直给予善意回应，并没有断然拒绝民众呼声。
但对立即召开国会立即宣布责任内阁，朝廷还是觉得太过草率，毕竟这关涉国家管理体制的大变化，丝毫马虎不得。
朝廷的态度应该说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谨慎，但是民间对此并不领情。
1910年8月，各省请愿国会代表作出决议，宣称国会不开，各省均将倡导“不纳税主义”
，要求各省谘议局在国会未开之前，不得承认新租税。
这就将民主政治中的程序性冲突转化为一种政治对抗了。
更为蹊跷的是，这种政治性对抗并不仅仅表现在朝野之间，并不只是朝廷与人民之间的分歧，而是随着立宪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中央与地方之间越来越严重的权力冲突，地方督抚逐渐站在了民众尤其是立宪党人一边，俨然成为朝廷的对立面，这对朝廷后来的决策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1910年9月30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以为筹备宪政当从本源入手，而这个本源其实就是责任内阁，就是国会，就是司法独立，至于人们一直谈论朝廷一直重视的所谓教育、巡警、自治等，则为普通行政的范围，不论立宪以前，还是立宪之后，均应该视民力而次序推进，即便将来实现了君宪主义，这些普通行政的改革依然不会就此结束。
张鸣岐的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所以当中央临时议会资政院开会后，各省立宪党人又开始向北京聚集，他们发起声势更为浩大的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强烈要求摄政王当机立断，即日请旨，速开国会。
对于地方督抚和各地立宪党人的呼吁，朝廷给予积极回应，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五年，宣统五年也即1913年召集国会，并在那之前先组织责任内阁。
应该说朝廷的让步还是比较大的。
政治变动的恶性互动
然而，朝廷的让步意味着先前“有计划的政治”
可以随时调整，也就开启了政治变动的恶性互动。
朝廷从九年变五年的巨大让步不仅没有满足立宪党人的要求，而且启导他们去想，既然可以从九年变成五年，为什么不能立即实行呢？11月9日，山东巡抚孙宝琦代递在籍绅士的呈请，呼吁朝廷速开国会。
12月9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将奉省绅民的一个呼吁转报朝廷，强调即开国会设内阁是大局扭转的关键，是防止东三省版图沦为异域的唯一办法。
孙宝琦、锡良等方面大员的建议并没有使朝廷改变主意，但朝廷先前对立宪期限的调整无疑激励人们有理由期待奇迹，相信朝廷最终不会漠视人民的要求，于是各地绅民乃至学生要求朝廷速开国会设内阁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各种各样的请愿运动也是风起云涌。
当时的中国政治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景观，地方督抚和资政院、谘议局大致与民众站在一起要求加快政治改革，只有朝廷在孤零零地坚守着宣统五年才能实行立宪的“有计划政治”
。
清廷的坚守并不是不动，而是按照既定日程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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