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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憋屈”
与“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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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的1912年，是中国的共和元年，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于那一年元旦创建于南京，持续十七年流亡海外，依然不断鼓吹革命、排满、共和、民主的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从此走向一个全新时代。
然而为时不久，政局丕变。
2月12日，清帝溥仪奉隆裕皇太后懿旨，下诏逊位，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第二天，孙中山遵守承诺向南京临时参议院辞职，并荐袁世凯以代。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第二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4月1日，孙中山卸任，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全部政务活动，前后存续不足一百天。
从孙中山到袁世凯，是民国初年的一个美丽传说。
这个传说为中国人赢得了无数赞美和荣光，尤其是孙中山功成身退的高风亮节，将中国传统美德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照样可以有自己的华盛顿，中国人也并不都是争权夺利的政客。
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一年，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枪杀，孙中山拍案而起，起兵讨袁。
先前从孙中山到袁世凯的美丽传说立马变成斧钺相见。
那么，孙中山内心深处究竟是怎样想的？他在这场权力转移的游戏中是否有一种被欺骗、被侮辱的感觉呢？
“开府建基”
点破玄机
孙中山让权袁世凯确实是一个美丽传说，只是孙中山为什么要“让位”
，我们一百多年来似乎始终没有深究。
其实，如果弄不清孙中山究竟是怎样“上位”
的，也就很难说清孙中山为何要“让位”
。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几乎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但他并没有急着回来，他大概相信：他亲手发动的那些起义从来没有一个成功，而他不在现场的武昌，与革命党关联不大的新军，又何以能够成功，即便成功又与他有什么关系呢？直到武昌起义之后南北胶着两个多月，也就是革命党乘机光复了上海，几近完全控制东南大局之时，孙中山方才于1911年12月25日打道回府，结束十七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上海。
此时距武昌起义爆发已经两个月零十五天了。
过去的这两个月，武昌起义没有迫使清政府改变主意，撤销皇族内阁，更没有丝毫调整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的意思。
不得已，湖南、山西等省相继响应，宣布独立，继续向朝廷施压，但清政府依然装聋作哑，置若罔闻。
于是，驻扎在滦州的中央军振臂一呼，通电朝廷必须政治改革，必须直面各省新军和立宪党人所提出的那些诉求。
中央军是朝廷的最后凭借，这终于迫使朝廷给予正面回应——摄政王下诏罪己，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同意撤销皇族内阁，建议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重组政府。
袁世凯早在武昌起义第三天就被征召回朝，渐渐被赋予处理武昌危机及全国危机的全权。
袁世凯深知新军将领与立宪党人的政治诉求就是要求清政府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政体。
基于此种考量，袁世凯出山后软硬兼施，在采取武力压制的同时，更注意从政治上化解南方独立各省的心结，重申一定会敦促朝廷重回君宪轨道。
君宪主义是立宪党人和新军将领过去十几年的基本政治共识，他们之所以认同君宪主义，除了对君主专制的痛恨外，更主要的还在于他们担心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所鼓吹的民主共和思想扰乱中国，违反人类历史循阶而进的进化规律，将中国带入一个激进时代。
所以，在南北和谈开始之初，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并没有革命党人多少活动空间，革命、共和、民主，依然不被南北主流势力看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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