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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前的传言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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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究竟是怎样爆发的，多年来的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流意见是从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
上概括北大师生的动机，以为巴黎和会不断传来的外交失败导致了北大师生的不满。
这些主流看法当然有道理。
不过，我们还可以从许多比较世俗的视角对这场具有中国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提出不同的看法。
文人发难
当年，蔡元培是满怀热情来到北京来到北大，他就是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的宗教精神改造北大，重建北大，将北大由先前的官僚养成所变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最高学府。
经过差不多两年的奋斗，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的指导下，蔡元培起用了一大批新人，替换了先前一大批旧人，这势必引起一些人的不满甚至坚决反对。
更重要的是，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是黎元洪当大总统时候的事情，现在北京政府权力掌握在段祺瑞和安福系的手里，而段祺瑞和安福系对蔡元培职掌北大后的作为非常不满，以为引用非人，败坏士习，借教育家之美名，实行灌输社会革命、无政府等说，阴为破坏举动。
北京政府将蔡元培主持北大所引发的新思想、新思潮、新文化视为洪水猛兽，北大和蔡元培实际上与政府处于几乎全面的对立状态。
说得更明白一点，蔡元培隶属于南方的国民党，是孙中山的老朋友，他此时主持北京大学是用北京政府的钱，但在许多政治理念上，蔡元培和北京大学却与南方的孙中山政府遥相呼应，而南方的孙中山政府此时正在想方设法推翻北京政权。
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指望蔡元培不成为北京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呢？势之必然，不得不然。
他们双方都在积蓄力量，都在寻找机会予以突破。
到了1919年初，这种平衡终于因某种因素的注入而被打破，北大和蔡元培逐步陷入被动状态。
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这年元旦，由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主编的《新潮》杂志创刊，其中的激进思想终于被反对者抓住了把柄。
于是从1919年初起，北京官场、学界乃至一般知识界关于北大的传言就越来越多。
如果仔细体会林纾在“五四”
游行前发表的那两篇影射小说和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就知道当时政府对北大的不满其实已经传到社会上。
林纾的第一篇影射小说是1919年2月17日发表在《新申报》上的《荆生》。
这部小说写“皖人田其美”
“浙人金心异”
和“新归自美洲”
的“狄莫”
三人同游京师陶然亭。
他们力主去孔子灭伦常和废文字以行白话，终于激怒了住在陶然亭西厢的“伟丈夫”
荆生。
荆生破壁而入，出手痛打，田其美等三人抱头鼠窜，狼狈而逃。
这里的皖人田其美，显然是指陈独秀，田与陈本一家，这是中国史的常识；美与秀对举；浙人金心异显然是指钱玄同，钱为金，同对异；新归自美洲的狄莫当然指新近留学归来的胡适，胡为周边族群的汉人称呼，而狄则带有某种程度的歧视。
至于伟丈夫荆生，或以为为段祺瑞的重要助手徐树铮，或以为是练过武功的作者本人，或以为是林纾心目中卫道英雄的化身，是理想化的英雄。
《荆生》的发表终于使林纾出了一口鸟气，因为陈独秀、胡适及钱玄同等人的新文化主义太不拿他林纾当回事。
林纾原本自戊戌年间就是新文学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只因为给陈独秀新文学的绝对主义提了那么一点点建议，希望在提倡新文学的同时注意“古文之不当废”
，就被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给打入旧文学的阵营，并被钱玄同、刘半农以“双簧信”
的形式肆意调侃，恶意攻击。
林纾的积怨并没有因为《荆生》的发表而消解，他似乎也有点得寸进尺，得理不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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